那年春天我们杂志社去密云的度假村玩，十几个人却带了两箱白酒。
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特别高兴，喝得稀里哗啦的。
本来已经接近尾声了，一个广告部的小姑娘拎着半瓶白酒晃晃悠悠走过来，对我说：“咱们把它撅了！” 女青年主动叫板，那只能喝。我就和她“撅”了。
她前脚走，后面又来了个编辑部的女青年，也拎着半瓶，要和我“撅”了。
接着，是办公室的、接着是实习生……
再往后我就记不清是谁了。
事后我想，我很有可能是被女酒鬼们有预谋地算计了。
那天喝完酒后我还挺清醒，换了游泳裤游了一会儿泳。
有人张罗去唱卡拉OK，我还帮着叫人呢。在歌厅里，一个喝多的家伙吐了，我找了块抹布擦啊擦。总之，在我的记忆中，我仗着酒劲做了很多好事，像活雷锋一样。
我怎么回到房间里睡觉的，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第二天早晨大家计划去爬山，我因为喝了酒头疼就没去。当我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很强烈了，四周寂静无声。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床单上斑斑点点全是血迹。我顿时起了片鸡皮疙瘩。我干什么了？莫非我酒后失德了？
我面对着那些已经干透的血百思不得其解，就这样一直发愣到中午。
中午大家回来了，我逢人就问：“昨天夜里我喝多了吧？我都干嘛了？”
大家看着我，神秘地笑笑，不作声。我很疑惑地看着别人，最后目光落到了办公室主任的脸上。
她说：“你回到房间里觉得憋闷，一拳把窗玻璃给打碎了，结果胳膊上全是血。你床单上那些血是你自己的，你没有伤害别人。”她说，由于没有包扎的东西，她发动了全度假村的人起床找膏药。
她这么一说，我便松了口气，这才觉出胳膊疼来，拉起袖子一看，果然，上面横七竖八地密密麻麻全是创可贴。
“在这之前，你还骂狗来着。”她不动声色地说，“度假村的老板养了四条德国黑背，见了你就叫。你站在它们面前滔滔不绝地骂人家是破狗，愣给它们骂得不吭声了。刚才我结帐的时候老板还和我解释呢，那不是破狗，好几万块钱一条呢。”
我笑了，这像我干的事情吗？平时我见了大狗都是躲着走的，没想到喝了酒胆子却这么大。
“再往前，你在歌厅的时候，说要把人家小李的脑袋拧下来。”办公室主任说。小李是实习的美编，平时最爱开玩笑。
“我为什么要拧人家脑袋？”我问，“他招我了？”
“他只不过是在你唱歌的时候问你：你最恨的是谁？当时你刚唱完李勇奇控诉座山雕那段，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拿着麦克风痛不欲生。”
我最恨谁？收房贷的银行？办车险的保险公司？双向收费的中国移动？要么是中国足协？说不满意是有的，但远远还达不到恨。我问：“那我最恨谁？”
“你说了一个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人的名字。”办公室主任用手指着大伙说，“你是对着话筒说的，所以大家全都听清楚了。你最恨的人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你说完后把话筒很潇洒地扔了，就出去骂狗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