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分钟前，我在酒店的大堂里看到他们正在相互拥抱、拍打，他们应该是同一家公司，在一顿意气风发的晚餐后，正准备前往KVT一展歌喉。

我费了点力气，才从人群中挤出了电梯。这家樱豪商务酒店位于西安市二环线旁，推开窗，正看到夜色下川流不息的车流，路旁不同颜色的霓红灯广告牌闪烁。霓红灯箱仍是城市追逐现代化的标志，人们觉得喧哗、一刻不停的“不夜城”才是进步的标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维多利亚港湾旁的林立的在巨大而眩目的广告牌，是中国城市想摹仿的对象。但很少有城市拥有上海的黄埔江景，更缺乏那些跨国公司的品牌，但是霓虹灯被另一种方式使用了。 

从北京城到长春、西安这样的城市甚至县城，如果你留意，会发现大多数醒目的霓虹灯牌，总是留给了餐厅、洗浴中心和KTV，它们趾高气扬的分布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并经常是连成了一片。在清华大学的创业园外，那个湘菜馆的广告比清华那几个字醒目得多，在长春市，我看到了五层高的“喜来登洗脚城”，它是当地人重要的社交场合之一，在从西安—咸阳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则看到了“维多利亚洗浴”那么显著的矗立在那里。在我正在住的酒店里，窗外最耀眼的除去泰康人寿，就是那家叫“蒂尔梦”的KTV夜总会（它的名字和如今中国大多数的商品的名字一样，像是蹩脚的翻译名字）…… 

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满足口腹之欲、对着麦克风的声嘶力竭、浸泡在热水之后被人按摩，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身体的放松变得比什么都重要了。一位中国最富有、令人羡慕的年轻企业家对媒体说，他最大业余爱好是洗脚，而更多的商人则说他们在洗浴中心进行谈生意。

在电梯内的遭遇，是我一天里一连串奇特经验的继续。五个小时前，我乘坐的出租车正堵在北京四环路上，一场毛毛细雨让下午三点的北京寸步难移。我提前出发，仍错过了航班。我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着改签机票，我身后那个年轻人一直在抱怨我前面的那个讲广东味普通话的女人的行动迟缓。首都机场内的嘈杂、混乱，像是从前的火车站。

对于流动性的渴望，既是一个推动中国变化的动力，也是变化的中国的象征，曾经常年被禁锢在各自土地上的中国人，如今哪里都想去。人们渴望速度将他们带入一个新时代，却经常发现旧习惯却仍很顽固。不管广播里强调多少次，旅客们总是不习惯托运行李，行李仓总是被挤得满满的，它们还要被放在座椅下，甚至堆到厕所里，没人会为自己带进客舱的庞大的箱子而不安。我经常听到这样的争吵，那位拉着巨大的箱子的乘客对着空中小姐叫喊：那么多人的行李超重，为什么让我托运？ 

总是飞机一落地，就有人不断地站起来，空姐像幼儿园阿姨一样要求他们坐下来，解除安全带的指示灯还亮着呢。一些人则为在匆忙之中，还成功地将行李取下深感兴奋。尽管所有人都最终要缓慢的通过狭窄的机舱门，但所有人仍在拼命的争抢，似乎只要领先后一个人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