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罪宗庶人的安置
明初，罪宗庶人安置，尚无固定的制度，如属骄恣不法，常谪居风阳陵寝，至如有谋反之嫌的重犯则多禁住西内，（注：张萱《西园闻见录》卷47。）也有匆忙措 置，临时安排的，如安置庐州，囚居军卫公署。（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 卷145。）至明中叶，宗室犯罪，降为庶人者，酌情之轻重而定发落之所，具体安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1.发落高墙
高墙，位于中都风阳，是犯宗庶人最重要的关押所。风阳为朱元璋父、祖陵墓所在地，将罪宗关禁于此，其意“盖使（犯宗）亲近祖宗之基，思创业之艰难，或知省 改。”据此看来，明最高统治者把高墙建在风阳，是希图犯宗直接或间接了解其祖宗创业艰辛，明白建立明王朝之不易，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 番然悔悟，改过迁善，其良苦用心显而易见。高墙之有始自何时？天启间，袁文新《风阳新书》引尹令疏云“天顺以后，又以各处违犯祖训宗室发本处（指风阳）高 墙为庶人，省令悔悟。”（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可见，尹疏高墙之有始于天顺，正之于史载，笔者以为不然，明初有制：宗室“有过谪 守陵寝”（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这里的陵寝，当然指的 是明太祖父祖陵墓，与后来的风阳高墙是迥然有别的，永乐初，幽建庶人于广安宫，史载，广安宫在中都皇城内，而风阳高墙在皇城之外的东向，显然，不能把二者 混同，据此，我们敢断定：洪、永时期，风阳尚无高墙这种建筑。 今考《明史诸王表》载平阳王济熿：“宣德二年，通高煦事发，革爵，发高墙，除。”（注：卷100，卷116，卷117，卷118。）《诸王传》作“废为庶 人，幽风阳”（注：卷100，卷116，卷117，卷118。），对照二条，可知，高墙之有始于宣德二年，不待天顺以后。
高墙规制无定则，有明历代增损不一，《凤阳新书》称“内外筑垣凿池，岁岁兴工”（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可见，修浚增益，非一日 之功。初建置高墙时，规模尚小，至正德间，由于宗室犯罪增多，“高墙渐添至六处。”（注：《明武宗实录》卷8。）而且分散布列，不便管理，遂有嘉靖时两度 裁并之举。第一次，规模不大，裁并后，“高墙五座散处其间”，（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依旧防守难周，三十六年 （1557），再度决定，将原五处合并至一、二处，务以内全其伦理， 外便于防守为目标，结果，除东高墙、五高墙毗邻建筑外，余三处仍散布其间。嘉靖以降，这种旧有的布局基本上保留下来，只是历年修浚，一如旧制。高墙五座 “俱在（凤阳）县东南，墙各有宅，宅多寡不同”，（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天启时，各高墙住宅情况大致如下：东高墙内九宅；中高墙 内十三宅；西高墙内十九宅；四高墙内七宅；五高墙内十宅。合计五十余宅。

高墙庶人及末减释归，“征夫颇劳”（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沿途多有骚扰，若得廉靖，便属异数。庶人或子女释放后，通常回原府居 住，嘱本宗亲郡王约束。病故高墙庶人，其所遗妾媵若无子女，释放后，由其“父母亲属领出嫁遣”，如无父母亲属，则明政府“量为处置、疏放（注：《礼部志 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以免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高墙庶人在押人数之多寡，有明历朝情况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方志材料也语焉不详，正德以前，正常在押人数，我们无法揣测、武断，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样一个事实：自正统以后，高墙犯宗在不断地增涨，嘉靖时，尽管屡屡释放，到中后期，在押犯宗人口仍 每每“不减三百口之众。”（注：（天启）袁文新《凤阳新书》卷3，卷7。）隆庆初，张瀚查得高墙在押犯宗及其家眷达381人之多，时适逢大释之后，加上已 释人等105人，其额几近500之众，其在押之多，可想而知。罪宗庶人之所以如此严重积压高墙，其原因有三：首先，有明代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世宗滥用威 柄，宗室有犯动辄禁闭高墙。其次，不少情犯可疑，特、恩诏令至亦在不赦之列，这些犯宗一旦发落高墙，吏民不敢贸然议请释放。再次，官场拖沓之风盛行，主管 官员惰于查议，朝廷虽“屡有诏旨，欲行宽释，所司人员视之如故纸”，（注：《皇明诏令》卷21。）以至高墙庶人有“系至三、四世者（注：《明世宗实录》卷 24，卷558，卷545，卷94。），长此以往，遗孥日增，积压日剧。

2.安置闲宅
闲宅，是安置罪宗庶人的另一重要处所，通常于“省城内择空间宽敞一处盖造”（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有宗藩分封的省 很多都设有闲宅，或预为筹建，或仓促构置。“闲宅之设，制仿高墙”，（注：《明世宗实录》卷24，卷558，卷545，卷94。）各处构置大同小异，屋内 “一应合同井灶家火”齐全，旨在供庶人及其家眷备用，免致搬徙之烦，房屋“四周缭以高垣”，高垣外面“设总门，严为扃钥”，构成全封闭式的监狱建筑。
凡宗人因罪降为庶人迁发闲宅，由本府差委内臣旗校，官府派遣可靠官员护送，所遣官员又负责内外防禁，“锁钥封闭，五日一启巡风，人役昼夜守护，不许私自出 入，交通外人。”（注：张瀚《松窗梦语》卷8。）王府、官府共遣的当人等监守闲宅，这与高墙外镇以卫所，内委高墙军看守，略有差异，但锁钥封闭，昼夜看 守，禁绝出入，交通外人的作法则如出一辙，防禁、戒备森严实质一样。
嘉靖以前，发禁闲宅尚属不多，嘉靖年间，鉴于高墙积压负荷太重，凤阳路程遥远，监护之人亦受负累，沿途供亿，扰害地方，中后期遂明令规定，“如有不服钤束，或劫掠财物，打抢平民，假借奏事越关私行等项一应背违祖训，罪犯颇重，送住闲宅。”（注：《礼部志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
然而，随着宗室犯罪的增多和世宗过于强调罚治，因而，不少的闲宅人满为患，加上世宗对庶人口粮一减再减，庶人供给困难，凡此等等，招致群宗怼怨，“众庶乘 机殴辱官校，纪法荡然”（注：张瀚《松窗梦语》卷8。），甚至遣官押送庶人赴闲宅亦遇重重阻力。嘉靖四十四年（1565），韩府奉国将军融糯以率众私出告 粮降为庶人，押发闲宅禁闭，韩王奉诏“遣官押送之，糯怒不服，遂与其弟融炴庶兄融、融烁、融烨等各持刃逐送者，大噪诣平凉府，知府祁天叙闭门不纳，乃逾墙 执天叙，殴之”（注：《明世宗实录》卷24，卷558，卷545，卷94。），从这种抗旨逐官、折辱府吏，目无君上，藐视纪法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犯宗安 置中存在的种种艰难。
至于庶人不守监规，擅出闲宅，更属惯常之事了，他们出则为非，骚扰地方，时人颇为耽扰。嘉靖四十五年（1566），陕西巡抚都御史张瀚为此大声疾呼“若复 恣其出入，何以示法”（注：《明世宗实录》卷24，卷558，卷545，卷94。）。可以看出，闲宅庶人的管理约束问题已唤起了士大夫的关注，但是，明统 治者最终没有解决庶人管理问题这一难题。

3.伴守祖坟
祖坟，实际指的是各王府始封亲王之坟园。宗藩因罪谪守祖坟，明初已有成例。永乐中，晋府平阳王济熿诬（晋王）济熺罪。竟夺济熺爵，并“废（子）美圭为庶 人，守（晋）恭王坟园”。（注：郑晓《吾学蝙》卷14。）宣德年间，秦府安定王尚炌以罪迁守秦愍王樉坟园。正统时，辽王贵火削爵，伴守辽简王植坟园。秦 王樉为太祖次子，晋王为太祖第三子，辽王植系太祖第十五子，三人都是府内之始封亲王。正统以后，犯宗迁守祖坟，遂成一代定制，照袭不误。当然，终明中叶 之世，犯宗庶人迁守坟园不如发落高墙、闲宅人数众多，引入注目，但我们不能以其安置多寡厚彼薄此，迁守祖坟仍是安置犯宗庶人及其眷属的一条重要途径。
凡宗藩谪守坟园，亦由内官负责督送，并会同王府“内外官员管送祖坟所安置”（注：《皇明诏令）卷16、宪宗纯皇帝下《戎谕晋王》《成化十八年九月初一）。），有司负责在坟园预备房屋及生活用具，多寡视其眷属数额确定。
庶人谪守坟园，子女一同迁发，他们不得擅自出入，结交外人，名为伴守，实乃禁锢，如秦府庶人尚炌 “子女锢守陵寝三十余年，同受禁锢”，（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 145。）为防不测之事发生，又辅以兵卫，以备无患，凡此与高墙、闲宅大同小异而已，兹不再作赘述。

4.留住本府
留住本府，亦称府内闲住。相对来说，其情罪较上三类庶人为轻。凡庶人留住本府，夺爵前系亲王，则革爵后听府内管理府事者约束，革前属郡王以下者，废为庶人 后，仍听本府亲郡王约束，明政府又责成地方有司时常察访，以防其再为不法。与高墙、闲宅等处庶人相比，府内闲住的庶人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庶人婚配亲属许 相往来”，对他们不障以高垣深渠，不加以锁钥封闭，凡家中需索之生活用品，如“有买卖衣服、饮食等物适市者”（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 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只要不招惹事非，则不阻泥其行动。
正因为明统治者给留府庶人以相对活动的余地，才使得他们较前三类庶人之为害社会益钜，骚扰闾阎更深，一些人为非作恶的本性不变，在废为庶人后，仍不知痛改前非，相反，却变得更加暴横，无所忌惮，这可从废齐裔孙的横行留都以窥一斑。

齐王榑，为明太祖第七子，建文即位后，以罪废为庶人，靖难后，成祖恢复其爵封，旋以谋反之嫌除国，锢南京，子孙皆庶人，有庶粮无名封，因府废，遂安置南 京，听出人无禁束，实与府内闲住庶人同，及支属渐繁，横行留都，他们对“廊下诸铺，院中诸妓，动辄出票，取物不还值，荐枕不损囊，以至僧寺亦罹其害”， （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4。）能奉法自爱者不多。至于因废生怨，由怨而坠入更深重的犯罪，因而，禁锢高墙、闲宅甚至招来灭顶之灾的亦有人在，兹就不 再去一一列叙了。

2.庶人及家属的生养死葬
（1）庶人旧有财产的处置。
宗藩夺爵或革除世封者，其财产处理也因情而异，大凡谋反而罪大恶极导致削除世封者，籍没其资财，所籍“悉人内帑”，（注：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铺传》卷 5。）倘若宗藩之中有首告发奸之功，明政府除予以褒誉外，亦将庶人部份财产酌情判归告发之人。如景泰中，广通王、阳宗王结连苗人，企图发动叛乱，镇南王知 情后揭奸，景帝命将徽煠、徽焟 “所有地土田园，粗重物件在岷府者，与镇南王收用。”（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 207，卷145。）情节稍轻，不足以危及朱明王朝统治根本的普通犯宗庶人，其财产的处理，明中期前后略有变化。正统时，仍允许他们将动产随身之去留搬 走、寄托，不动资财，则不轻动（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54，卷220，卷207，卷145。）。 到嘉靖时，对犯宗非法劫取的官民财物予行追夺，甚至革爵前所有“奏讨退滩地土追夺还官，私敛亭馆、店房等项都着拆毁”，“不该给主人官的”（注：《礼部志 稿》卷76，卷15，卷16，卷78，卷74）才准带随住所自行使用。
（2）犯宗庶人的生养死葬。明代中期，庶人及其家眷的衣食之给仰赖于明王朝的口粮供应。
天顺以前，庶人及其家眷的口粮尚未定额，所给不一，多寡常决自皇帝。正统中，废为庶人的原巴东王贵煊，仍岁赐千石，食租衣税，其额不减昔日。景泰间，因叛 逆罪而废为禁锢的庶人徽煠徽焟，也“每岁各家给米二百石，量与柴薪”（注：《英宗实录》卷24，卷47，卷314，卷226，卷241，卷211，卷 54，卷220，卷207，卷145。），可是，几乎同时的齐庶人贤爀仅“月给米人一石，柴一百五十斤”（注：《明孝宗实录》卷99。），我们姑且撇开各 府人口多寡不论，仅就各家给粮标准来衡量，其差距是迥然易见的。
至成化中期，庶人粮额差别才得以取消。成化十三年（1477），具体确定了庶人及其家眷的人粮定额，“庶人所生男女不分宗支嫡系，每人月给厨料等物，准折 并本等口粮，共米麦二石五斗五升，再加四斗五升，准作布绢、绵花通前共米麦三石，亡故者住支”。对于未到婚娶年龄“未出、幼只许支一半。”（注：（大明会 典）卷38，卷55，卷57。）如此明确规定，避免了罪宗庶人粮额支配上的混乱与利益不均，给定的标准基本上能解决庶人的生活问题。事实上，人月供给厨料 等物，通折米麦二石五斗五升，十三年前则有关支之例，十三年仅准为定则而已（注：《明孝宗实录》卷99。），此后，弘治、正德皆照袭不易，其间，虽有入主 张更制，却并未准行。成化末，代府庶人成凿以辅国将军坐罪革职，八年不支口粮，至弘治六年（1493）成凿奏乞以庶人例关支其口粮，户部以其家口已达六 人，“六人岁得总数多于奉国中尉，是有罪与无事等”（注：《明孝宗实录》卷3，卷75，卷201。），请损减如幼女例，亦即减半支给，孝宗以宜守祖制而按 例关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