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赞赏加缪和马尔罗依然坚持“拼命反抗将自我虚无主义那种古老美德”；对萨特和梅洛—庞蒂的虚无主义的反应，她进行了严厉批判：
作为哲学家，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们竟然是这么认识的：革丵命行动、即仅仅是虚无的世界革丵命的意识就能解决人类与世界不正常关系中固有的虚无。就这点而言，对本来的各种问题没有指出任何方向。……本来驱动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力量，几乎都不来自马克思主义，但是不知他们怎么一下子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把两者结合起来，那是因为他们从自身的哲学出发，幻想解决一切问题的性格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必感到奇怪：他们本质上是从完全同样的论据来议论，一离开虚无主义的死胡同，在政丵治领域马上表现出与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立场。在行动领域，只要是属于革丵命的变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p.281-282）
阿伦特、马格利特著述的都超越了冷战时期善恶二元论。她们的著作在1960、1970年代遭到欧洲、特别法国的左派的攻击，至今，仍遭到新一代左派攻击，因为他们与前辈一样都不愿意看到把斯大林体制和希特勒体制相提并论。托多罗夫在这两个诉讼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继承了阿伦特这个传统，在1990年代以来诸多的著述中批判善恶二元论，特别在《恶的记忆•善的诱丵惑》一书中，十分推荐马格利特•布伯--努曼及其《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囚犯——黑暗的时代》，把她与戴维德•卢瑟、瓦西里•格罗斯曼、罗曼•加里和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作为20世纪坚持与极丵权主义做不屈斗争的英雄。他强调：“明确区分真和善，拒绝用道德抽象代替对世界的客观认识”；拒绝像萨特那样“把这种理想当作理解现实的一个工具”，否定了萨特从道德教条出发的政丵治伦理观。托多罗夫看来，马格利特著作正是强化了战后在法国知识分子中被边缘化的声音。在《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一书中，他更直截地批评萨特在现实中的各种政丵治表现，特别是厌恶他把乌托邦理想信仰寄托予自认为唯一可能实现的苏联，无视苏联存在劳改营等客观事实的态度与立场。
战后马格利特积极参加阿瑟•凯斯特拉（Arthur Koestler）、梅尼斯•斯普巴（Manes Sperber）等人组织的政丵治活动，组织援助极丵权主义体制受害者委员会、支持东欧知识分子的民丵主主义活动，同时不断地写作。1957年出版了另一部自传性作品《从波茨坦到莫斯科：迷茫的阶段〉（Von Posdam nach Moskau, Stationen eines Irrwegs）。以后她的写作风格有所改变，《共产主义的地下运动》（Der Kommunistische Untergrund,1970）、《熄灭的火焰》（Die erloschene Flamme,1976）、《自由为咱们所有》（Freibeit, du bist wieder mein,1978），与记忆相比更注重历史文献，生动地记叙了国际共运的变迁历史。80岁那年西德政丵府授予她十字功勋奖。198丵9年11月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她与世长辞，享年88岁，结束了波澜起伏的一生。
马格利特生前还践行了当年自己与密伦娜另一个约定——要写一本书献给密伦娜，而且这本书也是当年拉芬斯布留科集中营生涯的证言，不同的它不是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而是从第三者的立场叙述主人翁密伦娜的生涯。马格利特感谢密伦特，与密伦娜的集中营邂逅改变了她的后半生，给了她生的希望和勇气。在密伦娜去世后，马格利特甚至一度感到人生就此失去意义了，几乎要丧失继续追求自由的希望。这本将自己的见闻、记忆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构成的传记，就是1963年出版的《卡夫卡的恋人：密伦娜》（Kafkas Freundin Milenna）。这本传记与密伦娜的女儿亚娜、密伦娜的友人沃德拉契科娃写的传记结合起来阅读，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一个完整的密伦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