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乐府与钱颐仲
“诗言志，歌永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然后协之金石丝管，诗莫非乐也。乐府之名，始于汉惠，至武帝立乐府之官，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采诗夜诵，有赵、代、齐、魏之歌；又使司马长卿等造十九章之歌，此乐府之始也。迨魏有三调歌诗，多取汉代歌谣，协之钟律，其辞多经乐工增损，故有本辞与所奏不同，《宋书乐志》所载是也。陈王、陆机所制，时称“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疑当时乐府，有不能歌者，然不能明也。汉时有苏、李五言，枚乘诸作，然吴兢《乐录》有古诗。而李善注《文选》，多引枚乘乐府，诗文皆在古诗中，疑五言诸作，皆可歌也。大略歌诗分界，疑在汉、魏之间。伶伦所奏，谓之乐府；文人所制，不妨有不合乐之诗。乐之所用，在郊庙宴享诸大体，或有民间私造，用之宴饮者。唐之五七言律长短句，以及今之南北词，皆乐也，其体亦何常之有？乐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如后人赋《横吹》诸题，及用古题而自出新意，或直赋题事，及杜甫、元、白新乐府是也。歌行之名，本之乐章，其文句长短不同，或有拟古乐府为之，今所见如鲍明远集中有之，至唐天宝以后而大盛，如李太白其尤也。太白多效三祖及鲍明远，其语尤近古耳。酷拟之风，起于近代。李于鳞取魏、晋乐府古异难通者，句摘而字效之，学者始以艰涩遒壮者为乐府，而以平典者为诗。吠声哗然，殆不可止。但取乐府诗集中所载读之，了然可见。盖魏、晋乐章，既由伶人协律，声有短长损益，以文就之，往往合二为一，首尾都不贯，文亦有不尽可通者，如《铙歌》声词混填，岂可更拟耶？乐工务配其声，文士宜正其文。今日作文，止效三祖，已为古而难行矣；若更为其不可解者，既不入乐，何取于伶人语耶？亦古人所不为也。汉诗之无疑者，唯《文选》班姬一章，亦乐府也。兴深文典，与苏、李诸作何异？总之，今日作乐府：赋古题，一也；自出新题，二也。舍此而曰某篇似乐府语，某篇似诗语，皆于鳞、仲默之敝法也。选诗者至汲取其难通以为古妙，此又伯敬、友夏之谬也。所知止此而已。


◎正俗
古人之诗，皆乐也。文人或不闲音律，所作篇什，不协于丝管，故但谓之诗。诗与乐府从此分区。又乐府须伶人知音律增损，然后合调。陈王、士衡多有佳篇，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于时乐府，已有不歌者矣。后代拟乐府，以代古词，亦同此例也。文人赋乐府古题，或不与本词相应，吴兢讥之，此不足以为嫌，唐人歌行皆如此。盖诗人寓兴，文无定例，率随所感。吴兢史才，长于考证，昧于文外比兴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记其柱也。必如所云，则乐府之文，所谓床上安床，屋上架屋，古人已具，何烦赘剩耶？又乐府采诗以配声律，出于伶人增损并合，剪截改窜亦多，自不应题目，岂可以为例也？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李长吉歌诗，云韶工人皆取以协金石。杜陵诗史，不知当时何不采取？《文苑英华》又分歌行与乐府为二。歌行之名，不知始于何时？魏、晋所奏乐府，如《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之类，大略是汉时歌谣，谓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体如行书。真可掩口也。既谓之歌行，则自然出于乐府，但指事咏物之文，或无古题，《英华》分别，亦有旨也。
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之词耳，本无定体，唐人律诗，亦是乐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诗与乐府之别，钟伯敬至云某诗似乐府，某乐府似诗。不知何以判之？只如西汉人为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诗》，亦乐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词可歌与否？如《文选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诗，知《十九首》亦是乐府也。汉世歌谣，当骚人之后，文多遒古。魏祖慷慨悲凉，自是此公文体如斯，非乐府应尔。文、明二祖，仰而不迨，大略古直。乐工采歌谣以配声，文多不可通，《铙歌》声词混填，不可复解是也。李于鳞之流，便谓乐府当如此作。今之词人，多造诡异不可通之语，题为乐府。集中无此辈语，则以为阙。《乐志》所载五言四言，自有雅则可诵者，岂未之读耶？
陆士衡《拟古诗》、江淹《拟古三十首》，如抟猛虎，捉生龙，急与之较，力不暇，气格悉敌。今人拟诗，如床上安床，但觉怯处种种不逮耳。然前人拟诗，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尽如江、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