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吧里乌烟瘴气的，想劝各位吧友一句，有时间吵架还不如多看看先生的文章吧。)
北大教授严家炎先生对金庸赞颂和推崇，虽然被袁良骏先生认为是“完全不符合金庸武侠小说实际的廉价吹捧”（《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第10版），但在我私下里看来，其实是一番好意，也是用心良苦的。金庸虽非如严先生所说，是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严先生自己，倒真是想进行一场“文艺学的革命”。可惜革命并不成功。因为严先生有些话说得实在太离谱。
最离谱的是这样一段：“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这话说得简直就是信口开河，连王朔那“痞儿”都看不起：“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是啊，你凭什么说鲁迅先生活到现在就会怎么怎么，莫非你真有“通灵”的功夫，和先生的在天之灵通过电话或发过“伊妹儿”了？当然，我也不同意袁良骏先生的说法，说《铸剑》是“纯正的历史小说”。我以为先生的《铸剑》乃至《故事新编》集中的全部作品，都不能用现成的概念来套。但它不是什么“现代武侠小说”，则是肯定的，和金庸小说也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类比。
离谱的话还不止这些。比方说，严先生认为，武侠小说（包括旧武侠）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侠义精神，还能引导人们走向革命，实例则有女作家杨沫和北大学者汤一介。这话说得真能让人把牙齿笑掉肚皮笑痛。杨沫、汤一介读了武侠小说去革命，就说武侠小说有革命性，那么，小流氓读了武侠小说以后在街上打群架又怎么讲？华罗庚也喜欢读武侠小说，你怎么不说武侠小说能引导人们当数学家？逻辑不通如此，我真想跟着王朔问一句：“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
严先生，不该呀！
据我所知，严家炎先生在学术界是有很高地位和威望的，人们对严先生的研究自然也就特别地寄予厚望。然而严先生在金庸这里却马失前蹄。我想原因可能就是严先生对自己要进行的那一场“文艺学革命”理论准备不足又过于猴急，遭到反击时又有点沉不住气。急不可待，就不择手段；气急败坏，就口不择言。结果越描越黑。
我猜想严先生的一番好意，是要调整文艺学和文学史的一些观念，因此才有新中国成立后禁止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借阅是“极左路线”的说法。的确，在“正统”的文艺学和文学史中，是没有武侠小说的一席地位的。不但武侠小说，就连所有的通俗文学，也没有一席地位。然而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又不该一点地位也没有。缺了这一块，文艺学和文学史就只剩下“半壁江山”，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不管理论家们怎么说怎么看，老百姓就是喜欢武侠小说，就是喜欢通俗文学，你又能奈何？尽管理论家们自视甚高，自以为能左右人们的阅读取向，但，对不起，老百姓并不吃你们那一套！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标准也很简单，那就是“好看不好看”。
显然，与其像驼鸟那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不如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承认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的合理性，并给它们一个合理的说法，尽管它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个说法。
严先生似乎是想做这样一个工作。一个有可能合情合理的推测是：
要为通俗文学正名，就要为武侠小说正名；而要为武侠小说正名，就要先为金庸先生扬名。因为在中国，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龙头老大”（次为言情，为公案），金庸作品则是武侠小说的“超级至尊”（一种价格最高的比萨饼）。金庸的名分既定，则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地位便可确立，过去一些观念就会被颠覆，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也就得重写。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否则，以严先生之事务繁忙和德高望重，似乎犯不着为金庸费那么大功夫。袁良骏先生说严先生身为堂堂北大的著名教授居然对金庸如此情有独钟，“几乎成了文学界的一个难解之谜”，我想严先生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可能就是要重写文艺学和文学史。苟如此，则严先生并没有错。
北大教授严家炎先生对金庸赞颂和推崇，虽然被袁良骏先生认为是“完全不符合金庸武侠小说实际的廉价吹捧”（《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第10版），但在我私下里看来，其实是一番好意，也是用心良苦的。金庸虽非如严先生所说，是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严先生自己，倒真是想进行一场“文艺学的革命”。可惜革命并不成功。因为严先生有些话说得实在太离谱。
最离谱的是这样一段：“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这话说得简直就是信口开河，连王朔那“痞儿”都看不起：“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是啊，你凭什么说鲁迅先生活到现在就会怎么怎么，莫非你真有“通灵”的功夫，和先生的在天之灵通过电话或发过“伊妹儿”了？当然，我也不同意袁良骏先生的说法，说《铸剑》是“纯正的历史小说”。我以为先生的《铸剑》乃至《故事新编》集中的全部作品，都不能用现成的概念来套。但它不是什么“现代武侠小说”，则是肯定的，和金庸小说也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能类比。
离谱的话还不止这些。比方说，严先生认为，武侠小说（包括旧武侠）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侠义精神，还能引导人们走向革命，实例则有女作家杨沫和北大学者汤一介。这话说得真能让人把牙齿笑掉肚皮笑痛。杨沫、汤一介读了武侠小说去革命，就说武侠小说有革命性，那么，小流氓读了武侠小说以后在街上打群架又怎么讲？华罗庚也喜欢读武侠小说，你怎么不说武侠小说能引导人们当数学家？逻辑不通如此，我真想跟着王朔问一句：“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
严先生，不该呀！
据我所知，严家炎先生在学术界是有很高地位和威望的，人们对严先生的研究自然也就特别地寄予厚望。然而严先生在金庸这里却马失前蹄。我想原因可能就是严先生对自己要进行的那一场“文艺学革命”理论准备不足又过于猴急，遭到反击时又有点沉不住气。急不可待，就不择手段；气急败坏，就口不择言。结果越描越黑。
我猜想严先生的一番好意，是要调整文艺学和文学史的一些观念，因此才有新中国成立后禁止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借阅是“极左路线”的说法。的确，在“正统”的文艺学和文学史中，是没有武侠小说的一席地位的。不但武侠小说，就连所有的通俗文学，也没有一席地位。然而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又不该一点地位也没有。缺了这一块，文艺学和文学史就只剩下“半壁江山”，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不管理论家们怎么说怎么看，老百姓就是喜欢武侠小说，就是喜欢通俗文学，你又能奈何？尽管理论家们自视甚高，自以为能左右人们的阅读取向，但，对不起，老百姓并不吃你们那一套！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标准也很简单，那就是“好看不好看”。
显然，与其像驼鸟那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不如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承认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的合理性，并给它们一个合理的说法，尽管它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个说法。
严先生似乎是想做这样一个工作。一个有可能合情合理的推测是：
要为通俗文学正名，就要为武侠小说正名；而要为武侠小说正名，就要先为金庸先生扬名。因为在中国，武侠小说是通俗文学的“龙头老大”（次为言情，为公案），金庸作品则是武侠小说的“超级至尊”（一种价格最高的比萨饼）。金庸的名分既定，则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的地位便可确立，过去一些观念就会被颠覆，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也就得重写。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否则，以严先生之事务繁忙和德高望重，似乎犯不着为金庸费那么大功夫。袁良骏先生说严先生身为堂堂北大的著名教授居然对金庸如此情有独钟，“几乎成了文学界的一个难解之谜”，我想严先生做事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可能就是要重写文艺学和文学史。苟如此，则严先生并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