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看到的《乱世佳人》已是第二个拷贝。第一个拷贝可能是49年老美从上海撤走时留下的。经过多年风雨已是破烂不堪。有人说是江青给看坏的，或是她那伙人给看坏的，真假咱是不知道。反正胶片断了很多次。如果垂直断裂，接一次损失一到两个画格；平行的撕裂压伤则可能损失几丈画面。江青曾想译制这部经典，可能是拷贝太差了没弄成。搞到后来三小时四十二分的片长只剩下三小时零几分，彻底报废了。罗马尼亚朋友及时雨般送给中国一个新拷贝。这就是第二个拷贝，带着罗文字幕。
当时的内部参考片放映制度还是江青在位时订下的呢。要严格限制观摩对象、人数、场次。我想，一是没有版权；二是内容比公映的丰富、宽松，会搞乱思想；三是狼多肉少，看坏了没地儿买新的，江青也只好如此。观摩对象限定电影界（各制片厂，电影学院，摄制组等）。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单位的放映室放，这样可控制人数、场次。内参片很多没剧本，没字幕，没办法译制。再说不打算发行，译制也没必要。我们这些口译主要是靠耳朵听，找找有限的资料，当然只能译个大概齐。翻出的东西不权威，不能变字幕变声带印上胶片。人也只能跟着片子走，放一次翻一次。那时的所谓“现场口译”决不是打无准备之仗上去就译的。有人这么干过，效果可想而知。翻片既不能像配音演员那样激情出演（观众要烦：倒底是谁演？！），也不能木滋滋地毁片子败观众的兴。专业观摩时应介绍一下影片的风格流派、导演、演员、背景等，像老师分析课文一样。
《乱世佳人》热门，一年总要放好几次。组里几个老翻译都把着口译本不撒手。我是刚进单位的新人，年轻，自然没我份。听老同志们翻过，嘴慢跟不上画面。曾分给我一部《精神病患者》（Psycho，1960），没有剧本字幕资料，完全靠听，活活听坏了一台收录机。片子翻完后养在深闺人未识。几个月过去，没有另外的片子给我，我也一直没有上场口译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983年的春节前夕，湖南的潇湘厂要求内参观摩，点了《乱世佳人》，广西厂也要搭顺车。办公室的老同志们都油了，春节除了上影厂这样的好地儿哪儿都不去。于是决定“锻炼锻炼小姑娘”，给了我几盒录音带，让我去。我可知道听录音的厉害了，又只有一周的时间，我不干，坚决要个提纲什么的。最后，一位好心的老同志把她的罗文字幕翻译本借给我。罗文字幕是请外文局的翻译翻的，提供了一个故事框架。不过，英文－罗文－中文转了几道弯，文字变得干巴巴的。其实组里有好几个口译本，可那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能不劳而获。我决定自己听，自己译；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那个星期我好像没怎么睡觉，脑子里成天响着《乱世佳人》的音乐、剧中人物的美国南方口音。幸亏有罗文本提着，不然一定一败涂地。
身着带护袖的大棉袄，脚蹬土气十足手工制的肥棉鞋（70年代的行头打扮），我背着录音机和剧本，踩着清晨的积雪，爬上了北京至长沙的１次列车。
（二）
北京到长沙的路上经过了哪些地方，车窗外什么样，我一点不记得。只记得自己不停地听听听、翻翻翻、写写写、抄抄抄，忙了一路。到长沙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小雨中有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接站牌，我马上过去站到他的“旗”下。未及张口，就听那人问我身后一人：“片子拿到了？”后面的答：“已经装车拉走。嘿，很长啊，24本呢（普通片长10-12本）。翻译还没到吧？”我赶紧说，“到了，就是我。”两人一愣，一起朝我看过来，脸上立刻写满失望。我有点不高兴：不就是穿得土点、觉没睡好有点菜色、不像个翻译官吗？至于那么难接受？半晌，他们才讪讪地说对不起，你们的老张老李怎么不来？我说老张老李忙啊，就我闲着。他们不啃声了，拎了我的行李，大家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