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戒贪

贪黩之徒，往往营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来人臣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第276页）贪欲是腐蚀灵魂的毒剂，对个人，它可以使之变得鼠目寸光，寡廉鲜耻。“嗜欲胜，则神智昏。昧久大之图，而计不出乎眉睫。其始也，亦未尝无砥砺之志，而一为利夺，即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第277页）对他人，则冷漠无情，锱铢必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循利之徒，其处心积虑，昕夕图维者，惟利而已。大则纵其溪壑之欲，而细不遗夫锱铢。念一注于丰腴，而遂不复有及人之惠。”（第276页）对老百姓，则百计搜刮，巧取豪夺，“或机械巧设，欺世以遂其侵渔；或残虐横加，戕物以行其饕餮。”（第277页）《儆心录》特别强调高官贪婪的危害性：“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已，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第277页）也就是说，高官如果贪黩，一会败坏社会风气，二会破坏社会稳定，后果极为严重，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一曰戒伪

这里所说的“伪”，也就是捏饰诓骗，弄虚作假。《儆心录》强调：“不诚则伪，不伪则诚”，诚、伪之间，“纤介之差，缪乃千里”。而对于为政而言，“一诚有余，百伪不足”，因为一有所伪之心，“小则挟术以文奸”，“大则藏欺以误国”。顺治帝警告说：“有臣如此，诚国家之大蠹哉！”（第279、280页）为什么有些人如此热衷于“作伪”呢？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希恩邀宠，沽名钓誉，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有的“身居枢要，而中怀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聪明”；有的“素承优渥，而心惧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宠，遂乃颠倒是非”；也有的“外通请谒，而苞苴是徇；或有内庇知交，而互为掩饰，情殷私室，念薄公家，虽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第279页）特别是有些人“不崇实效，纯务虚名”，这种人“欺世盗声，匿情干誉”，“其行必矫，其意必浮”。顺治帝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务虚名而不图实效，“则国家之实事，又将谁倚？”（第274页）所以他说：“不崇实效，纯务虚名，上则误君，外则误世，内则误身”。（第275页） 

　　

一曰戒怠

百官之中，勤谨国事、克尽厥职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者，也所在多有。《儆心录》列举了这种庸官的几种类型：一种是“怠弛之人”，他们只知满足于高官厚禄，胸无大志，一味“玩愒岁月”，“耽于逸豫”。一种是“庸鄙之人”，他们“碌碌取充位，以为莫非王臣，我何独劳为？于是堕国事于因循，而泄泄然，曾无所表见于世”。一种是“邪曲之人”，他们“遐弃正业，若不相涉然，乃持智计以徇私，则弗遗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责，不恤其他。”还有一种是“恣傲之人”，他们“虽材足有为，而高自矜诩，惬其意则殚力任之而不辞，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为不克胜任之状。”这些人表现虽然不一，但共同之点，就是“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所以顺治帝认为，这类人是万万不能用的，“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尽心之臣。”（第281、282页）因为只有尽心尽责，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数端外，《儆心录》还针对官员们结党营私之弊，写了《植党论》；针对趋炎附势之弊，写了《附势论》，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了。 

　　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颁行于清初，到了晚清，李伯元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写尽了宦海百态，其中魑魅魍魉的种种鬼蜮伎俩，却大体跳不出“贪”、“伪”、“骄”、“怠”等几个字。这当然不是说顺治帝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只是说明，《儆心录》中所提出的种种弊端，确确实实是官僚政治的痼疾顽症，就像鲁迅所说：“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这些弊端，过去尚且为封建政治所不容，到了今天，当然更需要我们坚决予以摈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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