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税
历代封建王朝关于市税法令之苛酷，较之关税有过之而无不及。汉代重课商人,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令出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轻车以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元狩四年（前119）始课税于缗钱，商人缗钱二千而算；手作者缗钱四千一算。商人要将自己的资产及收入禀报于官，隐匿不禀报者及禀报不实者，均处以戍边一年，缗钱没收，密告者则偿给其一半。晋室统一天下后，施行“散佑之制”，规定：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作成文卷，每一万钱，官征收四百钱,卖者纳三百钱,买者纳一百钱;无文卷者,从价征收4％。宋、齐、梁、陈各代皆沿用此法。 隋代商税较轻。唐初，对市税亦从轻征收。唐玄宗（712～755在位）以后，商税渐重,安史乱后肆意苛求,“借商”、“质钱”、“率贷”、“阅商贾钱”等变相征税名目繁多。宋代对于居者市鬻，课以“住税”，税率每千钱纳三十。淳化三年(992)令各州以端拱元年(988)至淳化元年期间最高税收额为“岁课”，凡达不到此额者，现任官吏要受到处罚。明初规定“商税俱三十分税一”和“凡物不鬻于市者勿税”两大原则,惟卖买田宅头匹时,规定立契，除正课外， 征收契纸铜钱四十文。 这是契税的原始形式。仁宗洪熙元年(1425),施行钞法,乃课税于市肆门摊；宣德四年(1429)将此税增加了五倍。其后，税率杂派不断增加,加上胥吏勒索无度,广大商人不堪忍受。明律严禁匿税漏税,商人如“不纳课程”,按律“笞五十，物货酒醋一半入官”（《大明律》）。清代咸丰(1851～1861)以前的税法,大抵因袭明代;较明代所增加者有契税、当税和牙税等项。顺治四年(1647)规定：民间卖买土地房屋者，由卖主依卖价每一两纳税银三分，官于其契尾钤盖官印以为证。雍正七年又将契税每两加征一分，以充科场费用。乾隆十四年又定契税之法，严格契约的印制、填写及保存，无“契尾”者，照漏税律例论罪，并提高税率，买契为9％，典契为4.5％。“牙税”系征自牙行的一种特别营业税。雍正年间规定，“牙帖”（经营牙行的执照）由户部颁给，每五年发给新帖一次，依牙行之资本、卖买成绩等，令纳税五十两至一千两不等，每年还要征收一定的牙税。“当税”系当铺的营业税。顺治九年制定典铺税例,规定各当铺每年纳税五两,康熙五年又规定当铺征税制，依等级每年征银五两、四两、三两、二两五钱，其后成为当税的标准。雍正六年制定当帖规则，令纳帖费，其额各地不同。以后产生种种附加税，当税亦渐增高，每年五两者，至光绪(1875～1908)年间增至五十两。

关税
中国古代有关征收商税的法律也是相当发达的。主要包括市税（市租）和通过税（关税）两项。商税始于西周。如前所述，西周“九赋”之一为“关市之赋”,即关税和市税。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周王朝设“廛人”掌敛市，其税目有布、布、质布、罚布、廛布等。 以后历代均征市税。 但通过税变化较多。春秋以后各国统治者就开始征收过境税，大多是暴征。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后,废除关税，汉代也没有关梁之征。三国后又在水陆要道征收通过税，称关津税。唐代前期再次废除关津税，安史之乱后一度在江淮堰塘商旅经过处收税，称埭程；德宗（779～804在位）时又正式规定在诸津要道都会之所征收财货税。钱每贯(千文)征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到宋代，商税已成为国家重要收入。北宋时，市税称为住税，通过税则称关税，行者赍货，每千钱课税二十。明代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通过税。其初，关于课税货物之品目无明确规定，故各征税官任意征税，其结果一车一船一货一物，无不征税。成祖永乐元年(1403)规定：凡军民之家，嫁、娶、丧、祭时节送礼物,染练自织布帛及买已税之物,或船只车辆载运自己货物，并农用之器、各处小民挑担蔬菜、各处溪河小民货卖杂鱼、民间家园池塘采用杂果非兴贩者，及民间常用竹木蒲草器物并常用杂物、铜锡器物、日用食物，俱免税。宣德(1426～1435)年间，始在长江和运河沿岸各地设立钞关三十二处,征收船料费;万历(1573～1619)后关卡增多，税监四出，肆意掠夺，致使商旅绝迹。清沿明制，设户部税关、工部税关数十座，主要征收货物税，包括衣物税、食物税、用物税、杂货税四项，于通过舟船之地，兼收船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频繁，封建国家对关税的管理越加严格。乾隆二十六至四十一年(1761～1776)编制了《钦定户部则例》（见清代法规），以后历代均进行编修。这部法典,实质上是一部封建经济法规,其中“关税”五卷、“税则”二十九卷，对税关的设置、每个税关的税额和税率以及有关事项作了详尽的规定。 税率以从价5％为标准，但各关各采用特定的税率。规定各关每年按时解送其定额于中央，“关税短缺令现任官赔缴”，若在限期内不能赔偿时，免职，以其所有财产充赔偿；尚有不足时，则及其责任于子孙。对于偷越关卡与各种漏税行为都严加禁止,凡违反者,“照律治罪，货物一半入官”；失职官弁一并议处。这些规定促使各关官弁以苛征为能事，附加税往往多达正税数倍。乾隆、道光年间，关税每年总额达四百万两至五百万两以上，相当于当时中央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