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多达成千上百种，它们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具有刺、砍、切、划、砸、击和抓等功能，在功夫高手的手中它们都是致命的武器。
综述
我国古代从原始社会晚期到清朝后期(19世纪中叶)的战争中，使用的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的总称。在原始社会晚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战争中，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分化出专门用于作战的兵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兵器不断发展变化，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以青铜和钢铁为主的冷兵器的发展日趋成熟。火药发明以后，火器逐渐发展起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与冷兵器并用。因此，中国古代兵器的发展以火药开始用于军事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冷兵器时代，约自公元前21（一说公元前22世纪）～公元10世纪；后一阶段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约10～19世纪中叶。

兵器的起源
史前阶段
由于生存竞争或血族仇杀，氏族或部落之间常会发生流血的暴力冲突，于是带有锋刃的生产工具，也被用于人类的互相残杀。这种杀人工具与生产工具不分的状况，在史前阶段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萌发，促进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开始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部落联盟之间不断发生激烈而残酷的原始战争。反映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最著名的是约四五千年前的涿鹿之战，以黄帝为首的北方部落联盟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原始战争日益频繁而激烈，仅用有锋刃的生产工具已不适应作战需要，促使人们开始设计和制造专门用于杀伤和防护的特殊用具，它们逐渐与一般生产工具分离开来，于是出现了专用于作战的兵器。这一变化大约发生于原始社会晚期，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相当于从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的过渡阶段，也正是古代传说中发生涿鹿之战的时候。因此，传说中常把兵器的发明归功于蚩尤，或者是黄帝及其臣子，这正反映了部落联盟间的战争与兵器出现的历史联系。从考古发掘中，已获得了带锋刃的生产工具转化为兵器的资料。以重要的原始狩猎工具弓、箭为例,弓箭至少出现于距今2万年前，但是直到距今约5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才出现用箭杀人的实例。如在江苏省邳县四户镇的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被骨镞射中的人体骨,镞体射入骨质深达2.7厘米；在山西、云南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类似实例发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
人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磨制石器的技能,能琢磨成较锋利的石质工具;同时也提高了用石质工具加工木器、骨器的技术，为制造兵器准备了工艺方面的条件。当时由生产工具转化成的兵器主要有：用于远射的木质或竹制的单体弓和装有石质或骨、角、蚌质箭镞的箭；用于扎刺的石矛或骨矛；用于劈砍的石斧、石钺；用于砸击的大木棒和石锤；用于勾砍的石戈；以及石质或骨、角质的匕首，等等。此外，可能还使用了原始的木弩，以及可以抛发石弹的“飞石索”等。同时，为抗御敌方进攻性兵器的杀伤，已经使用了原始的防护装具，主要有竹、木和皮革制造的盾，以及用藤或皮革制造的原始甲、胄。
编辑本段冷兵器时代
冷兵器时代(约公元前21～公元10世纪) 中国古代冷兵器，按材质可分为石、骨、蚌、竹、木、皮革、青铜、钢铁等种;按用途可分为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进攻性兵器又可分为格斗、远射和卫体三类；按作战使用可分为步战兵器、车战兵器、骑战兵器、水战兵器和攻守城器械等。为便于叙述，现按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分为青铜时代的兵器和铁器时代的兵器两个阶段。当然，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在青铜时代早期，还大量使用着石兵器，特别是骨镞；在铁器时代的早期，也还大量使用着青铜兵器。
编辑本段青铜时代的兵器
大约在夏朝，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延续约2000年。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如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小刀，就是实物证明。到了夏末商初时，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戈、镞等实物中可以看出。 到了商朝,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必须扩大青铜兵器的产量，提高质量，并改进它们的战斗效能，用以装备商王朝日益扩大的军队，因而青铜兵器有了更大的发展。商朝以后，又经过西周、春秋时期的不断发展，到战国中期，青铜兵器的制作技术和产品质量都达到了高峰。 青铜兵器发展的基础，是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的不断发展。商朝青铜冶铸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的低级阶段，发展到以纯铜、锡和铅按比例冶铸青铜的较高水平。考古发现的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东南的商朝晚期铸铜遗址，面积超过 1万平方米，说明生产规模很大；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及其他用品达460多件,总重量1625公斤，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的规模。周朝青铜器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战国初年，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为例，出土铜器总重约达10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铜器总重相比,已超出5～6倍,二者相差悬殊，正是青铜冶铸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发展的缩影。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是与世代积累的冶铸技术经验的不断总结分不开的。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中的“六齐”，记载了冶铸各种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成分的配比，其中有一半是关于各类兵器的，用其指导实际生产，能够保持兵器的质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促进了军队装备的规范化。 青铜兵器的发展，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战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导致作战方式的变革，而不同作战方式又要求设计制造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兵器。在史前阶段，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只是双方的武装人群徒步作战，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指挥，对兵器没有特定的要求，只要有一般的杀伤和防护功能即可。刚进入青铜时代，仍采取徒步搏斗。最初的青铜兵器，就是为装备最古老的兵种——步兵而制造的。商朝早期原始步兵的标准装备是秘长60～90厘米的青铜戈以及较大的盾牌。这一情况在商周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青铜工具的进步，促进了木工加工技术的提高，木制战车的使用及其在速度和冲击力上表现出原始步兵所无法抗拒的优越性，原始的徒步格斗开始为车战所取代，战车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见中国古代战车）。车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商周时期军事角逐的中心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广阔的平原为车战提供了利于驰骋的地理条件。为了满足车战的战术要求，兵器的设计和制造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商周战车的结构决定了敌对双方的战车只有在错毂的时候，车上甲士才适于交手格斗。由于较长的兵器在错毂接战时占有优势，因此，在以车战为主的商周时期,长柲（3米以上）的青铜戈、戟和矛就成为车战的主要兵器，并且随着车战的发展而不断改进。 在商朝，车战武器装备的主要类型已经具备，它包括战车、青铜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①

战车
都是木质的,装有青铜件,特征是独辕（辀）、双轮、方舆（车厢）、长毂，以轭驾马，马数一般为2匹。车乘3人,1人御车，其余2人作战,其分工一般是左侧的以射为主，右侧的以格斗为主。②
青铜进攻性兵器
包括远射、格斗和卫体3类。远射兵器主要是弓箭,箭上装青铜镞，也用石镞和骨镞。格斗兵器主要是：安有长柲的青铜戈和矛，以戈为主，也有用于劈砍的钺和大刀。卫体兵器主要是：青铜的短刀，常饰有兽首，以及铃首短剑等。
防护装具
主要是青铜胄、皮甲和盾。附属于战车的徒兵，装备相对简陋，还较多地使用石、骨质的兵器，缺乏甲胄。当时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双方战车的战斗，徒兵很难与战车抗衡。商朝晚期已有武装的骑士，但数量很少，马具简单，无镫，远没有形成单独的兵种。他们装备的兵器主要是弓箭、戈和短刀。 商朝以后，经西周到春秋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车战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交战双方出动的战车总数,从几百乘扩大到上千乘,随车徒兵的人数也由一乘几人到几十人。中国古代兵书《孙子·作战篇》论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带甲十万是包括车上和随车徒兵等的全军总人数。 车战的发展促进了车战兵器的发展。周朝车战使用的青铜兵器，质量有所提高，形制有所改进，种类有所增加。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与青铜冶铸工艺的提高分不开，例如春秋战国时已能生产脊、刃青铜合金配比不同的复合剑，使得脊韧刃利，不易折断。青铜兵器形制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改变外形设计以提高杀伤效能；二是增强青铜兵器和器柄结合的牢度。例如铜戈，“胡”加长，“穿”增多，改进“援”与柲的交角，加大刃的弧度，因而既提高了勾砍效能，又使其与柲的结合更加牢固。柲的制法也有改进，采用木芯外包竹片再缠帛髹漆的“积竹”柲，既牢固又富有弹性。青铜兵器类型的增加，在格斗兵器中主要是刺（矛）、体（戈）分铸以柲联装的戟和青铜剑的出现，在远射兵器中主要是弩（安装无郭铜弩机）的使用。同时，战车的制工也更精，轨宽减小，车辕缩短,驾马一般为4匹，两服两骖。还在车上增加防护设施，如在车舆四周加钉由大型青铜甲片组成的护甲；或在軎（车轴头）端增置矛状长刺，用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方徒兵。 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使车战兵器组合发生与商朝不同的变化。商朝车战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戈、弓箭和短刀。如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兵器虽很多，但种类却只有戈、钺、短刀和弓箭。西周时有所变化，北京市昌平县白浮一座女将墓中，出土兵器包括远射的弓箭，格斗用的戟、戈、矛、钺和长体刀，卫体的短剑和匕首，还有用作防护装具的青铜胄和镶有铜盾饰的盾。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车战兵器的组合更加完善，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最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除戈、戟、矛外，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安有多重戟体的“多戈戟”，并普遍采用“积竹”柲；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反映在文献中记述的车战兵器，主要是戈、殳、戟、矛和弓矢,还有新出现的短柄格斗兵器——青铜剑,以及用作防护装具的皮甲。这时期的文献中还出现了“五兵”概念，用以概括主要的车战格斗兵器。周朝青铜兵器的发展成果，在《考工记》一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该书《冶氏》、《桃氏》、《函人》、《庐人》、《弓人》诸篇中，全面地记录了兵器的选材、尺寸、形制和制作规范，这些都可以与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相印证，表明当时已达到中国古代车战兵器最成熟的阶段，也是青铜兵器制造工艺最成熟的时期。举世闻名的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许多至今不锈，锋利异常，正是青铜兵器发展到顶峰后的产品。但是盛极开始转衰，战国中晚期也正是车战和车战用青铜兵器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因为更新的金属材料——钢铁制造的兵器已崭露头角，预示着冷兵器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
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10～19世纪中叶） 北宋初年火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开始，经南宋、元、明到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以前，延续约9个世纪。在此期间,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应用，新的威力更大的火器不断被发明创造出来，并在战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到清朝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火器发展的停滞，一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古代火器始终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而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当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火器和冷兵器所占的比重是大不相同的。冷兵器虽也有一些发展和成就，但它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下降。从整体来说，冷兵器趋于衰落，而火器的不断发明和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兵器发展的主要标志。中国古代火器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早期的火器，火铳的发明和发展，枪炮在外来技术影响下的发展。

早期的火器
从北宋到南宋约3个世纪,是早期火器的创制阶段。这个时期火器已用于战争，并有一定规模，有些火器的储备已是数以万计，在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全局来说，当时大量装备军队起决定作用的兵器还是冷兵器。北宋发明的火药箭、火毬类火器，主要是用以纵火的火攻器具，可起烧伤敌人和惊吓敌军人马的作用。南宋发明的铁火炮、火枪类火器，已有较大的杀伤和破坏作用。但这两类火器除少数可以手投外，主要是用弓、弩、礮等冷兵器来发射和投掷，飞火枪也是把喷火筒和矛枪结合起来使用，都离不开冷兵器。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但还是一个以冷兵器为主的时期。
火枪的出现和演变，表明火器的又一方面的进步。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火枪，是南宋绍兴二年(1132)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使用的长竹杆火枪，以竹为筒，内装火药，临阵点燃，喷射火焰，焚毁了敌人的攻城器械“天桥”。这是最早的管形喷射火器，它能使点燃的火药定向集中喷射火焰。这种技术以后又有了发展。南宋绍定五年(1232)，蒙古军进攻金南京时，守城金军使用的飞火枪，将纸制的火药筒绑缚在矛柄上，近战中既可喷火伤人，又能格斗拼刺。虽然是“飞火”，但在火药中还掺杂着铁滓、磁末等，与火焰同时喷出，也能起一定的杀伤作用。南宋开庆元年(1259)，又进一步创制出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内安子窠（弹丸），用火药发射。这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长期探索，终于在用人力发射的弓箭和礮之后，人类第一次用化学能发射弹丸的成功尝试，也是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