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顾诚教授的《南明史》又看了一遍。算起来，这是我第三次看《南明史》了，而这次是我看得最仔细，感触也是最深的一次，顾诚先生治学严谨，所引的史料有理有据，历史观客观公正，比之阎崇年、李治亭之流不知要高明多少。这次看完本书后，我感慨万分，胸中似有万千言，不得不发，遂提笔写下此文。

整个南明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即位建立弘光政权到1650年年底清军攻占广州和桂林，永历朝廷被迫播迁为止。这一时期抗清的主力是原明朝残余势力和大顺军的余部，但弘光、隆武、永历这几个南明小朝廷实际上都是晚明腐朽统治的继续，它们无休止地上演着内讧、倾轧的闹剧，严重地消耗了抗清武装的实力。几个当政者即使如史可法、何腾蛟这些后来牺牲的义士也多是些志大才疏、鼠目寸光之辈，像史可法企图联合满清对付农民军的荒唐政策以及何腾蛟对大顺军余部病态的敌视就可以充分看出这些人的无能和目光的短浅。指望这样腐败昏庸的政权承担起反抗民族压迫的重担岂非是痴人说梦？满清就是充分利用了各支抗清武装之间的矛盾，在总体军事实力并不是很强的情况下能够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可以说，弘光、隆武两政权的覆灭以及永历小朝廷在1650年年底的困境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失败丝毫不值得同情。

南明史的第二阶段是从1651年年初大西军联合南明出滇抗清到1664年八月夔东十三家义军的失败为止。这一时期，大西军余部成为抗清的主力，他们是一支富有朝气的精锐之师，与腐化堕落、怯于外战、勇于内斗的原南明军队截然不同。

大西军出师仅一年多，除迅速收复了湖南大部和广西全境外，还接连取得桂林、衡阳等一系列大捷，汉奸孔有德在桂林殒命，满洲敬谨亲王尼堪授首衡阳，江南的民心和士气为之一振，清廷在南方的统治一度摇摇欲坠，大西军杰出的军事领袖李定国正欲乘此良机，一展鸿图，不想却遭到野心日益膨胀的孙可望的嫉恨和排挤，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后期他又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的虚应故事。孙可望在夺取南明最高统治权的企图未能得逞后，居然丧心病狂地挑起抗清势力的内战，失败之后又毫无廉耻地投靠了清廷，沦为满清镇压抗清武装的马前卒。大西军也在这次由他挑起的内讧中遭到严重削弱，加之李定国在后期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误，导致清廷最终得以成功镇压了这支最具实力的抗清武装，而郑成功领导的抗清部队也被迫退受台澎金厦，再也无法对大陆的抗清局势施加影响，南明中兴的希望从此幻灭。如果南明抗清武装内部能够团结一致，满清又何以能猖狂至此？即使不能克复神州，做个南宋第二应该不成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清廷的胜利在客观上却也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否则如果南明与满清长期南北对峙下去的话，中国近三百多年历史就要被改写了，历史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李定国本人在得知永历帝被吴三桂杀害后，忧愤交加，于1662年六月病死异国，每当读史至此，莫不令人扼腕长叹。李定国是陕西绥德人，过去陕北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李定国就是绥德出的英雄好汉，他在明末是反抗明朝封建压迫的英雄，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其英名和业绩将永远光照史册，激励后世人民为反抗压迫和民族征服而献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是有了像李定国、岳飞、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英雄人物，才会在每次国难当头的时候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而像多尔衮、多铎、济尔哈郎这些残暴不仁的野蛮屠夫以及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等无耻汉奸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无情的鞭挞和谴责，任何人想为他们翻案都只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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