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礼治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无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显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极为丰富的。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张岂之先生在其《中华人文精神》中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七点；1.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2.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3.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4.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5.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6.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7.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还有很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做过精辟的概括和总结。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贯穿着刚柔、动静、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承，有着深邃辩证精神的范畴。这些范畴的斗争与统一，一方面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多姿多采、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考察时因视角的不同而产生严重分歧。五四前后，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论战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中西比较出发，以西方“人和自然”尖锐冲突的“积极进取”精神作为参照，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阴柔”，并进而推出“被动无为”的结论。就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而言，为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熔铸新的民族性格，这种归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毫无疑问这种归纳也失之公允。中国传统文化不全也不可能全是推崇柔静的文化，因为一种完全柔静无为的文化创造不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成果来。因此张岱年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一文中指出：主静阴柔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最早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这两部儒家典籍里充满着勤勉稳健，勇猛深沉的前进气息。如《尧典》里对先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功业的颂扬《无逸》中对成王尽忠尽职的谆谆告诫，《公刘》、《生民》中描写的周部落诞生之初的创业艰难等。
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曰，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以为君子应当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儒家学派的后继者们，对“有为”和“自强”的学说进一步发挥，孟子从人格修养，扩充人性中善的成份这一角度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苟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的著名论断。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做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此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便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
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相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早就存在着主静尚柔、涵虚无为的另一倾向。先秦时期的道家学派就是如此。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敢为天下先”的主张，庄子更是“等生死，齐是非”，要求人们介于“有用无用之间”，忘掉自身，“清静无为”。道家的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并不时与儒家的积极有为交错纠缠。以至于在二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主刚与主柔，主动与主静，进取与无为的矛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礼治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无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显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极为丰富的。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有四点：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张岂之先生在其《中华人文精神》中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七点；1.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2.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3.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4.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5.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6.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7.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还有很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做过精辟的概括和总结。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贯穿着刚柔、动静、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承，有着深邃辩证精神的范畴。这些范畴的斗争与统一，一方面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多姿多采、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考察时因视角的不同而产生严重分歧。五四前后，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论战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中西比较出发，以西方“人和自然”尖锐冲突的“积极进取”精神作为参照，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阴柔”，并进而推出“被动无为”的结论。就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而言，为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熔铸新的民族性格，这种归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毫无疑问这种归纳也失之公允。中国传统文化不全也不可能全是推崇柔静的文化，因为一种完全柔静无为的文化创造不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成果来。因此张岱年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一文中指出：主静阴柔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从属地位，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最早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这两部儒家典籍里充满着勤勉稳健，勇猛深沉的前进气息。如《尧典》里对先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功业的颂扬《无逸》中对成王尽忠尽职的谆谆告诫，《公刘》、《生民》中描写的周部落诞生之初的创业艰难等。
孔子是极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幻想以周礼匡扶乱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对“饱食终曰，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以为君子应当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儒家学派的后继者们，对“有为”和“自强”的学说进一步发挥，孟子从人格修养，扩充人性中善的成份这一角度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苟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的著名论断。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做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此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便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
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相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早就存在着主静尚柔、涵虚无为的另一倾向。先秦时期的道家学派就是如此。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敢为天下先”的主张，庄子更是“等生死，齐是非”，要求人们介于“有用无用之间”，忘掉自身，“清静无为”。道家的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并不时与儒家的积极有为交错纠缠。以至于在二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主刚与主柔，主动与主静，进取与无为的矛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