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在东南一带影响最深的哲学思潮,无疑是王阳明的心学。顾炎武在明亡后论及王学,几乎是痛心疾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日知录》卷十八)顾炎武同时以为弘治、正德年间人们厌常喜新,所以王阳明可以倡其新说,鼓动海内。这不确切,王学的形成,是个很棘手的project,需要研究理学到心学的演变,略过不提。考察王阳明的本意,乃是他有感于明朝中晚期风俗的颓靡堕落,乡愿之人太多。所谓乡愿,指乡里中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亦即伪君子。那时的乡愿,多是理学先生们。其实程朱创立理学时,有其积极作用,和朝廷之意也不甚相和,所以程朱和他们的门徒,扮演着在野党的角色,与朝廷抗争,也受到朝廷的压迫。到了明朝,理学被朝廷利用,开始变味,成了生产伪君子的机器,而这些身处上位的伪君子们,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在王阳明看来,乡愿的横行已经危及朱明王朝的根基,他要救世。对于普通百姓,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他的“致良知”学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晚明在东南一带影响最深的哲学思潮,无疑是王阳明的心学。顾炎武在明亡后论及王学,几乎是痛心疾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日知录》卷十八)顾炎武同时以为弘治、正德年间人们厌常喜新,所以王阳明可以倡其新说,鼓动海内。这不确切,王学的形成,是个很棘手的project,需要研究理学到心学的演变,略过不提。考察王阳明的本意,乃是他有感于明朝中晚期风俗的颓靡堕落,乡愿之人太多。所谓乡愿,指乡里中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亦即伪君子。那时的乡愿,多是理学先生们。其实程朱创立理学时,有其积极作用,和朝廷之意也不甚相和,所以程朱和他们的门徒,扮演着在野党的角色,与朝廷抗争,也受到朝廷的压迫。到了明朝,理学被朝廷利用,开始变味,成了生产伪君子的机器,而这些身处上位的伪君子们,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在王阳明看来,乡愿的横行已经危及朱明王朝的根基,他要救世。对于普通百姓,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他的“致良知”学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