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心里有那两位装着，我对“小白鞋”几乎可以称得上熟视无睹。还不止于此，因为她的“告密”行为，有一度我对她几有不共戴天之恨。这仍是在同桌时期。一男一女同坐，到现在小学似乎还是这规矩——恐怕也是男孩通常较调皮，花插着坐比较容易形成秩序的缘故。“小白鞋”与我同桌不是随机的，乃是班主任特别的安排。我是班干部，年级里也算“精英”的，问题是在遵守纪律一项上，不是一般的差，上课抢着发言固是一端，前后左右地找人讲话也不落人后，此外偷看课外书，做小动作，都来。之前同桌的女生没能止住我，反受到我的“不良影响”，上课时也“叽叽喳喳”起来。老师觉得有必要安排一个立场更坚定的女生来抑制我的种种违纪冲动，而“小白鞋”正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小白鞋”平日就不是叽叽喳喳的那种女孩，比较文静，上课则总是抱臂端坐的姿势，小腰挺得笔直。老师不仅让她与我同坐，还规定我与她结成“一帮一，一对红”。“一帮一，一对红”，顾名思义，是一对一的互相帮助，着一“红”字则暗示了偏重的是思想觉悟而非学习成绩的共同提高。并非同桌定规就结成对子的，但我们是。她不过是个小组长之类，我的“官阶”要高得多，老师却要她多帮助我，让人很没面子。好在我暗中嗤之以鼻一下也就过去了。
我本能地要把她争取过来，就像坐监的革龘命者感化看守者一样。上课时我常和她说话，或拿什么小玩意叫她一起在桌子下面玩，可她显然不像电影里的看守那么容易争取。找她说话，她不搭理；用小玩意儿逗她，她不为所动，反倒是在我图谋不轨或有所动作时，她会拿胳膊肘杵我一下，提醒我注意。胳膊肘是男生女生争抢桌面地盘时最经常用到的部位，有时互相死死抵着，像角力，有时则是撞过来撞过去。她这里当然是另一回事，只轻轻一下，别人根本觉察不到——她仍是端坐的姿势，两眼盯着正前方老师和黑板，小脸很是紧绷。
我觉得很无趣。而且动静最小的违纪行为她也要干涉——我指的是看课外书。通常是采取两种方法：若是书不太厚，我会把包课本的书皮取下包到课外书上，大明大放地看；书厚则只有掩在桌肚里，视老师注意力在别处时相机而动。很有经验了，我很少有被老师逮个正着的时候。之前同桌的女生还帮我打掩护，一见老师注意力转到我们这边就提醒我。谁知道“小白鞋”会那么不肯通融呢？不要说通风报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做不到。
起初她劝阻，让我别看，无效之后便威胁说要告诉老师。显然老师对她的信任令她对改造我的使命看得很重。我很恐惶，可还要摁住对她的反感，低三下四地求她不去告发，后来又试图收买她，带两本书来，上课时让她看一本我看一本，她拒绝了，再后来发展到主动提出让她带回家去看，那对她显然是一个诱惑，这也是天大的面子了——既然那个时候大人都几乎看不到什么书。
我得承认，即使把书带回家的那一次，她也并未承诺什么，是我一厢情愿地认定自己已然成功地化敌为友。当她再次提起要再在课堂上看书就要报告老师时，我无比愤怒。我质问，那为什么还借了我的书回去？她回答的倒也振振有词，不是我向你借，是你自己要借给我的。好比斗嘴时说“你活该！”一句话噎得你说不出话来。
以今视昨，对她的反应可以有两种猜测：其一，她的确有极强的原则性，虽也受到诱惑，然短暂的动摇之后即重新回到原则性上去；其二，我借她的书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记得是一本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故事集（书还来时我讨好地问她：“好看啵？”期待得到肯定的回答，最好要求续借，如此就越发坐实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日后课上看书再无忌惮），假如彼时手里有琼瑶阿姨的小说，结局也许会完全两样。
后一种猜测是“相对论”的，即相信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推论下去，其中的推理还有点阴暗，就像许多人认定行贿不成肯定是砸钱不够狠，送礼没到位。当然，说过的，这是现在的判断，当时完全被愤怒包围，不可能有冷静的分析。好在也还没有气到全然丧失“理性”：我本能地知道，当务之急不是明辨是非或一味地发泄愤怒，而是阻止事态的恶化，即随时可能的告发。证据是我很快软下来。低三下四地求她不要告，并且开出了我能想到而未必能够兑现的种种优厚条件，包括给她十根牛皮筋，以后她犯任何错误我都不“揭发”，帮她集玻璃糖纸，另借她一本“绝对好玩”的书，等等，等等。
但这次她似乎铁了心不拿原则做交易，说她不要看我的书，不要我的东西，也无须我效劳。这真叫人绝望——当你发现对手再无可以利用的“人性的弱点”时，你不可能不绝望。假如不执著于阶级论，对普遍人性有更深的领悟，我应该可以设身处地，对电影里、舞台上的一些反派角色也给予“同情的理解”，《红灯记》的鸠山、《烈火中永生》的徐某何以在对李玉和、许云峰威逼利诱全落空之后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呢？他们绝望了！我应该能体味到他们的深深的挫败感的。
那一次关于告发与反告发的交锋以我最后的嘴硬告终，我恨恨地道：“你去告！你去告！！——害怕我是小狗！”用刚学到的一个成语，这是典型的“色厉内荏”。嘴硬完了之后，便长久地陷入大祸将临的恐惶之中，心如死灰等待着达摩克利斯悬剑的落下，有一种末日感。


　　三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过去，悬剑并未落下。那几天一直是冷战状态，课上课下，二人不交一语，有时偷看她几眼，从表情上也读不出任何我需要的信息。也是合当有事，那一阵我刚从父母房间柜里一个隐秘角落翻出了一套《西游记》，急煎煎地要看下去。这书不是《红楼梦》，大人不是不许看，只是规定放假才让看。可我要看孙悟空如何降妖伏怪，哪里等得及？！简直是刻不容缓。就带到学校，几天风平浪静，“欲知下回分解”的急切愿望让我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告发不过是恫圝吓，事情已经过去了，便又故态复萌。她又有过警告的，但是现在我不当回事了，权当“狼来了”的拙劣表演。
灾圝难往往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将临。有一天“小白鞋”的神情有点异样，也说不清哪儿不对（除了发出警告的那一次之外，我们没说过话，她警告无效之后一副赌气的模样，我则故意报以满脸的不在乎，带有挑衅的意味）。放学收拾书包的当儿，她脸看着别处像是对空气说：“我已经告诉老师了。”而后不等我做出任何反应就出了教室。我站在那里脑子轰的一声之后继以一片空白。
不知道是怎么被叫到教室办公室的。总之，书被没收，到现在还记得，是中册；被勒令写检圝查，不少于五百字；以小组为单位办我的学圝习圝班，检圝查在学圝习圝班通过之后要当着全班人宣读。后面几项其实不打紧，“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谁没做过检圝查呀？我不过是规格高一点罢了。书被没收对我来说则近乎灭圝顶圝之圝灾，我不敢想象爸爸发现书籍被盗我又交不出来，他会怎么收拾我。
恐惧部分地转圝化为愤怒。尽管为了过关，我在检圝查里狂贬自己，说“自圝由散漫的坏思想根深蒂固”，“一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云圝云，学圝习圝班上还做沉痛状。私下里（即课间、放学回家路上等非正式场合）却语带威胁地放话：“哪个‘二报’的，我心里有数！别以为我不知道！走着瞧！”当然，都是挑“小白鞋”在场的时候——就是说给她听的。也是急火攻心，不计后果了，倘她将这一类赤圝裸裸的报复暗示再告诉老师，那就罪加一等，检讨前功尽弃不说，肯定还将面圝临更严厉的惩罚。
幸而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同学间差不多都知道我指的是谁，一时之间，我在“民间”对她似乎取得了某种道圝德优势，甚至有几分故意的趾高气扬，她则有点被孤立了。
严格地说，那不能叫“告密”。“告密”应该是在被告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暗中进行，她是事先再三明言的。此外，我那时在班上以“敢于同坏人坏事做面对面的斗圝争”著称，其中一项，便是揭圝发过不少同学（虽然也时常揭圝发自己），只是均非单独汇报给老师，是在众同学面前，比如小组会，全班的“批判会”。我不知道圝人家怎样看待我的揭圝发，在我自己，潜意识里是觉得与“二报”有别——“二报”是我们用以描述打小报告行为的专门术语，喜欢打小报告的人称作“二报大队长”。“二报”总是诉诸权威，在我们就是家长、老师，破圝坏了公平游戏的规则，因此在同学间大体上是受到鄙夷的。
无论如何，“小白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丧失名誉的人”，在我面前就更抬不起头来。事实上在我制圝造舆圝论、施加压力之前，她或者已经隐隐地有一种负罪感，告发的第二天曾主动和我搭话，没头没尾地说：“是你自己不听我劝的——”，是在解释她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不能怨我”的辩护，其实也有歉疚之意在里面。但这是很久以后才悟圝到的，当时根本理会不到，我根本不搭理，仅将头扭向别处，报以鼻孔里喷圝出的冷气。
这以后好像还有过示好的其他表示，比如考圝试我发现找不到橡皮，她不声不响将自己的用胳膊肘推到我这边，办我学圝习圝班她不大吭声，非要说的时候引用的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只要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一类的语录，此外还曾在我铅笔盒里放过一张纸条：“听老师讲的，书以后会还给你。”但我不为所动，越发地居高临下起来。待班上一面倒的舆圝论形成，她脸上显出日益明显的委屈神情，像受气的童养媳。直到有一天，压抑着的一团委屈终于爆发出来。
那天恰轮到我所在的小组值日，卫生到扫完毕，不知为何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教室里一下就有一种冷战的紧张气氛，我提了书包准备回家，从两行桌间走过时故意摔摔打打，弄得乒乓乱响，快出门时忽然就听到身后她喊：“都怪我！行了吧？！”待转过身，就见她一屁圝股坐下去，伏圝在桌上呜呜地哭起来。我马上觉得有一种闯祸感当头罩下来，傻了。她哭一阵抬起头来，满脸红涨。眼泪打湿的头发粘在面颊上，一副梨花带雨、我见犹怜的模样。“你还要怎么样？！”她抹着泪质问我。我什么也没说，回过神来就溜了。
怜香惜玉的念头是根本没有的，我还因自己的惶恐生自己的气——弄得像我亏欠她似的。虽如此，她这一哭，却让我和她在“告密”事件中所处的位置陡然发生逆转，片刻之间，主客易位，我积蓄起来的心理优势冰消瓦解，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