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祥和安宁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青少年关注的是自己的学习、事业、爱情、家庭……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可以去游乐场所尽情玩耍，也可在温暖的小巢中欣赏音乐、阅读书籍……生活就像流水一样平静。没有人担心这和平的生活条件是否会失去，也很少有人经历过威胁生命的战火，遭受过外族的侮辱……。然而，就在那并不古老的历史长河中，便有着许多和他们一样年纪的青少年，为了挽民族于倒悬，为了保全民族的气节和人的尊严而毁家纡难，投入到滚滚的烽烟中去……。伟大的抗龘日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再上溯几百年，我们便会遇到历史上又一个变动的时代：明末清初。这同样是一个充满血泪与不屈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时代。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来，满族也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场斗争是满汉地主阶级之间争夺剥削统治权力的斗争，是封建王朝内部权力的更替，但在这“天崩地坼”时代进步官员、知识分子及广大劳动人民面对清朝统治者残酷镇龘压与奴役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则永远值得我们敬佩。这种精神，上传屈原、岳飞、文天祥，下启林则徐、魏源、孙中山以至抗战时期的爱国民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结晶与再现。忠、孝这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所产生的强烈审美效果令人叹为观止。
　　夏完淳就是抗清义士的杰出代表。他之所以为后人广泛传扬，不止因为他高昂的抗清激情和民族气节，还因为他就义时尚不到１７岁。１７岁，正是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许多人在这个时候尚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人生观还刚刚建立。但是，夏完淳这个早慧的“天才少年”在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乱世迅速成熟，以１７岁的年龄做出了连成人也要为之叹服的壮行，并留下了不少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诗文，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幸运的是，在明、清之际的爱国诗人中，他是作品保存得比较完整并受到后世重视的一个。早在辛亥革龘命以前，夏完淳就引起柳亚子、陈去病、汪辟疆等人的注意，汪辟疆在《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中这样评价他：“在我国过去几千年的史册上，的确产生了不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但是他的年龄，仅仅只有十七岁；……他的文学，几至无体不工，虽然不能和徐陵……杜甫、李商隐、辛弃疾这一般人入齐驱之辔，（却）的确是步着他们的后尘，走入了他们共同的途径……与他同时的鼎鼎大名的文人学者……。也要向这一位青年文艺家五体投地的致最敬礼。”
　　夏完淳，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的思想当然还有狭窄的一面，比如他深受封建士大夫的影响，奉朱明王朝为正统，不能正确认识农民起义军的本质等等，因为在那个时代，爱国者往往把忠君作为表现爱国思想、从事爱国活动的形式，这是所有封建时代爱国者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都不能掩盖他身上夺目的光辉，尤其在国难深重的时候，这种光辉就更加灿烂华美。郭沫若在抗战时期以夏完淳事迹为基础创作的话剧《南冠草》曾激动过多少誓以热血拯救祖国的中华儿女！今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对祖国的义务没有变，青年人追求向上、追求真理的激情没有变，因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汲取许多做人的力量。

　　对青少年来说，夏完淳这个人物有着不可磨灭的榜样作用，而且他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事业的成功，都很有值得人们深思的价值。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关于神童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是天上的流星，闪烁一时便没了光彩。王安石那篇著名的《伤仲永》对这种情况加以了分析，对社会上不正确的培养神童方法进行了指责。确实，这些天资聪慧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但盲目的吹捧迎合只能让这些还未完全成熟的孩子丧失进取心和清醒的认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同时又不再继续学习，因此大多数孩子很快就江郎才尽，像仲永一样沉溺于大人的指挥和机械的创作中，“泯然众人矣”。
　　现代研究也证明，一个人最终的成功，不只取决于他的智力因素，更取决于他的非智力因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永不屈服的意志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才的标准。正如郭沫若感叹的那样：“夏完淳是一个神童，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不仅文辞出众，而且行事亦可惊人……。似乎在教育学上也是最值得宝贵的事例。”
　　夏完淳的辉煌， 不能不说是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学提供了一个经验，即怎样的后天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幼时的聪明才智转变为成年时的栋梁之资。“夏完淳是成功了，那是因为他具有好的家庭，好的亲眷，好的师友，好的时代，一言以蔽之，便是好的教育”（郭沫若）。今天我们的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在他们身上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怎样利用古人的经验教育自己的后代，特别是不光教给他们知识，还教给他们对待逆境的精神，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夏完淳的成功，应该成为教育学上的一个借鉴。

未完待续

　　让我们先从夏家这条根说起。夏氏先世是晋朝人夏统，因此夏家也算是诗礼后裔。夏统生活的时代也是乱世，他不肯与奸臣同流合污，隐居家乡会稽，并在《晋书·隐逸传》上留有清名。这种刚直不阿、清白做人的家风遗训一直为后人所继承，同时又在明末这个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染上了新的色彩。夏完淳的祖父夏时正是一位很有个性，却不为世所重用的知识分子。他身世很苦，由于父亲夏凤早逝，幼年时他便被过继给了叔叔夏鸾。由于是被出嗣的，心理上自然有些悲凉，再加上他的新父母严禁别人谈论他亲生父亲的事情，因此夏时正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只能靠幼时的记忆来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但夏时正天生警醒，非常早慧。据说他４岁时，亲生父亲还没有去世，有一天，他看见父亲和客人玩叫做“双陆”的游戏（一种赌博，类似于今天的掷骰子），好奇心动，便替父亲叫点，谁知百发百中，父亲大惊，自以后便非常喜爱他。他却天性驯谨，不因为父亲的喜爱而失去规矩、沾沾自喜。还有一次，他因为某事而训斥家里的小厮，这在封建时代是极其正常的，一般人并不以为怪，但父亲夏凤却非常生气，他告诫夏时正说：“他（指小厮）也是父母的孩子，难道他就不能呵斥你吗？”幼时亲生父亲的教育给夏时正的感触是终生难忘的，从此他再也没有斥责过仆人，直至生命结束。
　　进私塾后，夏时正的才华得到了充分体现。据说他只要通读一遍书籍就能倒背如流，记忆力极其惊人，年龄稍大时，他已有了自己的主见，竟常常问倒老师。
　　在参加童子试时，他通过了极严格的测试，名列榜首。
　　一天，在考试前夕，他为散心溜到市场上去默记各个摊位上货物的名称，从各种各样的鞋子到家具、医药、生活用品数千样无一不记，回家后竟然倒背如流，据查只遗漏了两件！
　　然而聪明的头脑并没能使他在陈腐的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虽然童子试优秀，但长大后参加八股取胜的省试时，他却名落孙山。读过《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节的人，大概都知道这种考试制度的腐败和可恶。好在夏时正不像范进那样迂腐，既然不能中举，他便潜心钻研诗词歌赋，与当地朋友唱和，颇受大家推崇。这其间他曾有过被提拔的机会，但欣赏他才华的学使突然得病死亡，似乎是老天有意和他作对，他的考卷又神秘地丢失。这场打击之后，夏时正终于感叹人不可违命，便无心再考，他曾说：“命憎才，才亦憎命。”昔日的清高变成了苦难后的谦恭。过去，他自恃才高看不起任何人，现在则是觉得任何人都有强于自己的地方。失败后的他，过起了一种潇洒的隐居生活，整日不拘小节，与朋友们吹奏乐器，占射诽谐，喝酒取乐，并借东晋人张季鹰的话说：“吾今而知醉之名人，甚于名之醉人也。”但是，无人知晓，在他那颗曾经向往过经天纬地的心中，是否还存有一丝的悔恨与遗憾呢？

　　祸不单行。不久，灾难又降临到他身上，由于喝酒太多，他得了一种类似于今天肝腹水的怪病，几次差点死掉，幸好有国医救治，才得以康复。从鬼门关走回的他，似乎对人生更有了一点感悟与参透。对于自身，他彻底放弃了希望，而把成才的向往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这时他的两个儿子之旭和允彝（即夏完淳之父）已经懂事，且天资聪慧。夏时正严格管教，不敢有一丝懈怠。举例来说，如果儿子在吃晚饭前还没写完文章，他便不准他们吃饭，如果文章稍不如意，便要大改三遍。虽然这种方法并不一定可取，但从某方面来说，也表明他急切报国立业的心愿已移到了后代身上，虽然他表面豁达，放弃了一切追求，但心却并未真正归隐。为了儿子的前途，夏时正常常在夜深人静，其他人都已入睡时还坐在儿子对面，默默地看着他们在油灯下读书，直至晨曦初露时，才悄悄地起身离去。
　　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两个儿子都早早地便有了成就，尤其允彝更是名誉日盛，颇有神童之声。父由子贵，夏时正的名声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响亮。但此时的夏时正却越发谦虚，甚至连郡邑的门都不愿经过，宁愿绕道而行。郡邑三次礼聘他为大宾（ 即高级顾问），他都推辞不去，并且发话说：“我早就发誓不去官员的家里，为什么要改变我的气节呢？”确实，此时他已经看透了世事，对人生有了清醒的认识，这认识同时影响了他的儿子们。
夏时正晚年性格更加恬淡。和别人不同，他一生都不置财产，虽然有祖传的田地一顷，却并不知道田地的方位，更别提一般人关注的理财治家了。有时，他看见家人为穷困而发愁，便会快步走开，同时嘟哝道：“ 快把这些忘掉吧，不要让它们扰乱你们的心情。”如果在路上碰见佃户恭敬地称他主人，他也急急地掩耳跑开，感到非常的不快。这不能不说是亲生父亲夏凤在他小时所进行的民本主义教育之潜移默化的结果。
　　夏时正的一生，确实是痛苦中的放旷，潇洒中的无奈。人们都称他卓越，称他真纯，但又有谁知旷达背后的辛酸与代价！他生前曾留言，死后要葬在玉峰与泖水间，让灵魂也和云、鹤一起飘游，远离人间的纷争。这个生活在明朝灭亡前夕的隐士，其一生的旷达和潇洒不知引起了多少后人的敬慕！也许，当后来夏完淳在战火中奔波不已时，也会怀着羡慕的心情想起祖父这种闲云野鹤般的一生。但是，这只是和平时代封建文人的潇洒，时代的变化，历史的责任已不允许夏完淳放下重任，躲避于小窠之中了。如果那时他的祖父夏时正还活着，大概也不会再这样做。因为他的隐避，和其先祖夏统一样，是对社会的一种无声反抗和谴责，而从本质上来说，他又是一个入世的、爱国的人。这种精神传给了他的儿子夏允彝，也传给了他的孙子夏完淳。
　　夏完淳的祖父这样与众不同，他的祖母也同样是一位奇女子。完淳的祖母顾氏，亦以识见过人、教子以正见称，夏完淳的恩师陈子龙等人曾写过深情的文章来歌颂她。而且，这位祖母还直接给了夏完淳以教育，因此可以说，夏完淳从祖母这里取得的教诲要比从祖父那里得到的更多些。

　　对于夏老太太顾氏的功绩，陈子龙在一封祝寿信上曾怀着崇敬之情加以歌颂，并仔细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萌芽的晚明，夏允彝兄弟成功的原因及其与顾氏教育的关系。这在今天的商品社会无疑也有很深远的意义。陈子龙说，现在人的教育方法，我是知道的。他们讲究外表的阔气，讲究积累财产，做官为绅。能穿盛装华服，能吃美食大餐，生活安乐舒适，这就是他们对子女的全部要求。可悲的是，这已成为了一种普遍流行的风尚。在这种风尚影响下，他们的子孙必定只注意蝇头小利，不关心国家大事。这就造成他们平时没有治国的方案，到国家急需用人之际又不知所措，无法出力。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也是国家的悲哀。可敬的是，生长于闺房的顾氏却对国家人生有极清醒的态度，对两个儿子之旭和允彝，她因材施教，不落俗流。对于社会弊病，一般作父母的都教育儿子少管为佳，要推方为圆，顺应潮流，不可逆干，顾氏却鼓励儿子们向时弊开刀，对社会问题不是回避，而是斗争。她不但不怕儿子参与改革，而且还“惟恐其不然”，丢失了正直文人的气节。对于顾氏的远见和魄力，陈子龙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她有“大过人之识”！此话出于陈子龙之口，真是至上的评价。
　　除陈子龙之外，其他人对顾氏的胸襟气度也是赞扬有加。许多人在文章中把她与亚圣孟子的母亲相比，称赞说“夏子以功与言显，而归其德于太夫人，德者功与言之母也”。并认为顾氏是上天特意安排给人间的奇母，她的功绩甚至超过了夏时正，并且影响了四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允彝兄弟并不都是她所亲生，但她对兄弟两人视同一人，始终毫无偏袒，爱护有加，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兄弟两人的性格与感情，也对儿媳、夏允彝的妻子盛氏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
　　因为夏完淳同样不是盛氏的亲生儿子，但盛氏对夏完淳亲同己出般的爱护在历史上也同样被传为佳话。
　　提起盛氏，就不能不提起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这也同样是个传奇般的杰出人物。无疑地，他是所有人中对夏完淳影响最大的一个。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夏允彝是几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受东林党人那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入世精神影响，他不再像父亲夏时正那样求个人超脱，而是积极与好友、同乡陈子龙等７２人共建几社，提倡文学，树立气节，“为有用之学”，希求重振国风。他的名声在江南一带很为士人所推重。

　　受母亲顾氏教育和父亲严格要求的影响，他非常关心国事，独处一室，却“志常在天下”，不但对经史子集样样俱通，而且还对历代典章制度作过详细研究，可见其人确有担天下大任的才能。
　　他之所以被人们所推重，不光由于自身的才干，还在于他对青年人非常宽厚。只要看到他们的一点点成就，他就要立刻热情称赞，而且“称不绝口”，即使对子女也不例外。许多青年人，包括小夏允彝十几岁的陈子龙，都是在他的鼓励帮助下成才的。陈子龙曾在《报夏考功》中充满感情地回忆自己年轻时怎样在夏允彝的热情关怀下学习诗书以及和夏允彝结成忘年之交的动人事情。还有学生在回忆夏允彝的廉洁时说：“先生外若煦煦（即平和的样子），而持身甚严，一介不取，即余称相知，而终岁修敬，不敢以鸡豚献，惟乌薪一二篓而已（见曹家驹《说梦》第一卷）”。可见夏完淳能有后来的成就，父亲的言传身教当推首功。
　　夏允彝的出色之处还在于他能做到“当局者自清”，敏感地看到自身以及自己所处的团体的弱点，并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有一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这种领袖之才。他和朋友们建立的几社在继承东林党人遗风，提倡“有用之学”的风气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几社也有一个规矩，即非师生者不能同社。有人便指出这是朋党之风，即搞宗派，拉关系，甚至讽刺说如果几社有人做了官必然会使社会遭殃。当时夏允彝的好友，夏完淳的老师陈子龙还是个年轻的书生，血气方刚，听到此言立即大怒。夏允彝却对他说：“我们立社时之所以有这条规则，是因为大家认为师生关系就像水乳一样亲密，将来有人成就事业时，必能从他身上找到成就学问的渊源所在。然而这个人的话也很有道理。良药虽苦，却利于治理弊病。应该虚心接受。”听了这番宽厚而明智的言语，陈子龙恍然大悟，立刻把提意见者视为上宾，优礼待之。由此可见时人对夏允彝“慎密有思”（见朱溶《忠义录》）的评价并不过分。有这样宽厚明智的父亲，夏完淳的早熟也就并不令人惊异了，而夏允彝教子时少见的民龘主、自由的作风也当可以想象。
　　夏允彝从儿子懂事时起就教他四书五经、天下诗文，而且在讲授诗文的同时更注重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些为了国家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正气歌》、《满江红》一起深深地铭刻在小完淳的心中，而父亲及其朋友们为匡救天下，恢复优秀儒家传统和阉党进行斗争的情景更是给了他现实的教育。刚才提到的夏允彝正妻、完淳的嫡母盛氏的教育与爱护也是小完淳成长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完淳是夏允彝的偏房陆氏亲生，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正妻的地位是很高的，完淳虽为陆氏亲生，但按规矩他必须叫盛氏为母亲，对陆氏只能称呼“娘”，而且归于盛氏的名下。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对他小小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好在盛氏为人温和大度，对陆氏与完淳的亲近非常理解，从不加干涉，并且利用自己精通文墨的优势，每天悉心教授完淳诗文和礼仪，使完淳深为感动，并且终生像对待生母那样敬重热爱这位嫡母。后来夏完淳在就义前夕写的《狱中上母书》，从表面上来看，就是写给盛氏，这个他名义上的母亲的。在那个封建时期，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而夏完淳又是受封建教育很深的人。自他懂事时起，小小的心灵中就受到这样的强迫：即使他爱自己的生母，也不能一无保留地挂在脸上，这种感情必须拿来对待嫡母。长期受这种等级观念影响，再加上盛氏确实明理通情，因此他对盛氏的感情深也是很自然的事。

　　完淳的亲眷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嘉定侯家外，还有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和夏淑吉一样，她也是侯家的儿媳，只是她的命运比青年守寡的夏淑吉还要苦。她的未婚夫是淑吉丈夫侯文中的堂弟侯智含，也是有名的才子。但在抗清斗争中，智含在灵隐逃难时死去，她便成了还未成亲的未亡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封建时代，这个弱女子只得和夏淑吉一样削发为尼，做了淑吉的徒弟。她的诗写得非常真挚动情，如《寄兄》：“ 一自双亲杳，乡园不忍旋。七年三见面，稚子渐齐肩。梦断燕山月，春归海树烟。书来能念我，三复鶺鸰篇。”而她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首《赠圣幢诗》，其中“心能同水月，骨自带烟霞”被人们传为难得的清灵佳句。由于她和夏完淳是表亲，又是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妯娌和徒弟，因此和夏完淳也成为互相影响的知己。
　　夏完淳很小便由父母作主订了亲，他的岳父钱彦林是嘉善一带极有名望的才子，而且性格豪爽，被称做钱长公。这位岳父可谓为完淳的师表，明亡时他积极参加抗清，组织义军，后来因掩护过完淳的老师，上文提到的抗清义士陈子龙而被捕，和女婿夏完淳同一天为国捐躯。浩然正气，可歌可泣！他死后，妻子徐氏不愿独活，也投水自尽了。
　　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有才名的人，和完淳也非常要好。长子钱熙风姿玉立，才气纵横，也是夏完淳最敬重的同辈人之一，只可惜有才无命，在完淳１６岁时便因参加抗清活动，积劳成疾去世，完淳伤心不已，曾写下“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悼语，谁知一年后这诗竟也成了他自己的悼语！钱熙的弟弟钱默似乎比哥哥更有文采，他８岁时就能写诗，１５岁当了进士，和完淳也有唱和，在当时和夏完淳同有神童之誉，并为夏完淳写过一篇《神童赋》，神童为神童写赋，在当时被传为佳话。明末家破人亡后，钱默流浪各地，不知所终。
　　另外，岳父的堂兄钱棅也是完淳的抗清同志，和他们翁婿二人在同一天壮烈殉国。亲戚们的才情与气节为完淳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优良环境，使他在耳濡目染中思索、学习，得到了做人的力量和做文的启示。这是夏完淳的幸运，也是他最后成才的一块重要基石。
　　有了良好的家风、卓越的亲朋，夏完淳的幸运还在于他有一批良师。早在他出生时，在宾朋往来，觥筹交错的庆贺声中，夏允彝的心中就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忧虑。花厅里清客云集，欢声笑语，花厅外却是乌云压城，山雨欲来。中年得子的狂喜并不能冲散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以及对自身出路的思索。还有，就是对教育儿子的筹划。随着完淳年龄的渐渐长大及国势的日趋衰微，夏允彝心中的紧迫感也愈加强烈。他预见到将来会有很艰苦的振兴大业等待着完淳他们，也许他们要提早担负起父辈身上的责任。而完淳，又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对这样一块璞玉，需要最好的工匠来加以雕琢，绝不能只局限于自家门庭的教育，只有纳百川之源，才能成为江河。在这些当时最杰出的良师中，对夏完淳影响最大的，自然当推陈子龙。

　　陈子龙，字卧子，也是松江华亭人，他比夏允彝小１２岁，但夏允彝非常器重他的才华，常常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与他结为了忘年之交。二人志同道合同为几社的组织者与创始人，人称“陈、夏”。陈子龙不但有丰富的学识，而且志向高远、善于运筹帷幄，是难得的济世之才。
　　在文学上，陈子龙和夏允彝一样主张继承明代前后七子传统，诗宗法汉魏六朝盛唐之音，以求振兴国运。他的才气在当地及江南各省都很有名，尤其以不读死书，重视时务而闻名于世，这在迂朽的明末是很难得的。他对宦官的痛恨，对人民的同情都深深打动了学生的心，完淳的文学成就亦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他和夏完淳的关系即使在现在也是非常理想完美的，二人既是师生，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又成为共同战斗的战友。他对夏完淳的影响，并不小于夏允彝。
　　完淳的老师除了陈子龙外，还有太仓人张溥，他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五人墓碑记》向为人们所传诵，并被选入了高中课本里。张溥也是夏允彝的要好朋友，对完淳非常喜爱，常常耐心地给他解释书中的疑难问题，只是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只有４０岁，那时夏完淳还不到１２岁。
　　完淳的老师中还有抗清义士史可法、黄道周以及后来完淳为之做参谋的吴志葵等。他们的气节文章给夏完淳带来的是另一方面的更加严谨、更加壮烈的教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五个“平生风谊兼师友”的特殊人物，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姐丈侯文中、内兄（大舅子）钱熙外，还有一个后来死得极其悲壮的人陆鲲庭。清兵入浙江后，这个崇祯时的进士惟恐被拉出来做官受辱，决心一死。无奈家人对他看管很严。一天，他趁妻子偶然离开时插上房门上吊自杀。家人发觉后破墙而入救活了他。他却痛苦万分，质问家人：“奈何苦我！”最终还是自杀身死。这种行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并不鲜见的。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不像洪承畴那样卖身求荣做了贰臣，也不隐居保全自身，而誓死以求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极其悲壮。
　　夏完淳能有幸遇到这么多良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千百年来祖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使夏允彝没有被别人对他儿子的吹捧夸奖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从性格及品性上来对儿子进行教育，并为他选择了多位这方面的良师。为此，夏完淳将一生感激自己的父亲。
　　综上所述，夏完淳之所以能迅速成长，最后成为留名青史的少年英雄，除了他自己有较好的资质以及刻苦学习的主观条件外，家世、家庭、环境、教育、交游、社会、时代诸因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言行，都是有着自幼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所形成的立身报国的信念为指导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十几年来一点一滴的环境熏陶与长辈的言传身教都为他在特殊而伟大时代中的杰出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的日子没有呆多久，夏允彝就要起程赴福建长乐县了。对于完淳的教育，他一直不能丢弃，终于决定干脆带儿子一起去福建，让他接触社会，增加阅历。对于这个决定，家里的老母、夫人虽然都有些舍不得，但从完淳未来的前途着想，也就忍痛同意了。毕竟让完淳跟在父亲身边，开开眼界是最好的出路。
　　就这样，完淳含泪拜别了白发苍苍的奶奶、嫡母、生母，两个妹妹（ 姐姐淑吉已回婆家），跟着爸爸又一次踏上了征途，只不过这次不是北上京城，而是南下福建。
　　走出很远时，他每次回头，好像还能看见奶奶由嫡母搀扶着站在院子里不忍离去的孤独身影。马车在蜿蜒的小道上越走越远，这身影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小。嗒嗒的马蹄声清脆地敲在青石板的路面上，一下，一下，又一下……，就好像一把小锒头打在完淳被眼泪与亲情浸泡得湿透了的心上。完淳不由得叹息一声：奶奶啊奶奶，从此关山千里，江河难渡，我何时才能再见到您慈祥的身影？
　　７岁的完淳不知道，这次告别就是他和奶奶的永别。从此，他再也没见到过亲爱的、坚强的，给了他童年教育的奶奶，这位教育了两代英才的杰出的中国妇女。
　　在赴福建上任之前，夏允彝带儿子先顺路到嘉善亲家那里拜谒了钱彦林。那天风清日暖，钱彦林正坐在绿竹扶疏的后花园里，听家养的小戏班唱《牡丹亭》，自己也不时兴起随着那清婉的曲调款款吟唱几句，颇为得意。忽然在这时见到德高望重的亲家夏允彝和久盼会晤的“爱婿”完淳，不由得又惊又喜，忙叫人匆匆撤了戏换上酒席，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
　　夏允彝看见亲家这副狼狈相，不由得暗暗发笑，忙上前阻止。好一阵忙碌之后，钱氏父子及夏家父子才坐定下来。夏完淳终于见到了那位写赋夸赞他的大舅子钱默，不由得欣喜若狂，忙拉着他的手，和他谈起文学来。
　　钱默年长完淳两岁，却显得比完淳瘦削，白净的脸上，一双女孩子般多愁善感的大眼睛流露着忧郁、惆怅的神情，和神采飞扬的完淳形成鲜明对照。而坐在一旁的大哥钱熙则风姿玉立，性情沉稳。完淳很快就喜欢上了钱熙，又和这位大哥兴致勃勃地攀谈起来，顿感相见恨晚。
　　趁着三个孩子谈天时，和夏允彝说话的钱彦林也在偷偷打量未来的女婿。只见小完淳天庭饱满、秀目长眉，举止端庄有大人气，言谈中又露着豪情，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钱彦林不由得为女儿高兴。他看得发了呆，连夏允彝正在和他说话也没听见，还在心里得意于自己的英明之举。这时，正在谈天的完淳忽然转过脸来，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尊敬中又不无试探地问：“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读何书？”这样大的问题突然从一个小孩口中问出，一下弄得毫无准备的钱彦林张皇失措起来，平日的风流潇洒劲儿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支吾了一会儿，只得急中生智地答道：“我的所重所学，和你父亲差不多。”总算应付过去了。完淳问完后，照样神态平静地吃菜聊天，这样的问答在他来说是常有的事，而钱家上下却被惊动了。钱熙、钱默兄弟都吃惊地望着这个不但有文采，还关心时事的妹婿，钱彦林则把夏允彝悄悄拉到一边，拭拭头上的冷汗说：“允彝兄，还是你教子有方，我领教了！”夏允彝憨厚地一笑，说：“令郎也很出色啊。”钱彦林摇头：“他们才华或许不差，但论起对时务的兴趣来，就差多了！”

　　由于旧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完淳未来的妻子钱秦篆并没有在酒席上露面。不过，当完淳父子拜别钱氏父子，出门离去时，细心的完淳却忽然发现在东厢房的一角，月亮门的粉墙外，一个比自己略矮一点的小姑娘，身穿一身淡青色的衣裙，隐在长廊的柱子后面，微露出半个头来，用好奇的眼光偷偷打量着他。这时夏允彝在前面催他快走，他只得匆匆回身跟在父亲后面，把这个神秘的躲在回廊后的小姑娘留在了自己身后。
　　对于他们来说，再一次的相见则是在漫长的十年后，洞房花烛夜时了。那时侵略者的炮火已经燃遍了江南大地，钱夏两家都加入了抗清的队伍，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即将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当然，这是现在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过的。
　　夏允彝到长乐县后，开始废弊兴利，大刀阔斧地进行自己的改革计划。他的治理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用古教化”。因为他是个主张复古的人，对人民，他反对使用苛捐杂税，提倡“抚慰弱，煦煦如家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力求达到孔子所说的“ 大同”境界，即用古人的方法，来治理明朝末年的社会。
　　由于他廉洁无私，又通晓经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更由于他善于判决疑难问题，一时间长乐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百姓个个拍手称快，连其他地方的人也跑来请夏大人裁决纠纷，无不满意而去。
　　这时的完淳，才名也更加响亮。他９岁时，父亲夏允彝曾把他写得比较好的诗歌收集起来，为其印了第一本诗集《代乳集》。亲戚朋友争相阅读，夸奖他是少年奇才。老师陈子龙欣赏完淳的才华，在和朋友编当代名人诗歌选集时，特意把完淳的几首诗也搁在后面，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一时间，完淳的才名风行江南，又一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面对耀人眼目的名声，九岁的完淳曾不免有些得意。许多所谓的神童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放松要求，停滞不前的。但好在他的父亲、奶奶以及老师都堪称优秀的教育家。尤其是奶奶顾氏，这位被称作“有大过人之识”的老人尽管心中高兴得像吃了蜜，心里却惟恐孙子会被早来的荣誉冲昏头脑，立刻来信谆谆叮嘱他要戒骄戒躁。父亲夏允彝在一时的兴奋后也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夸赞儿子，而是又开始督促他刻苦攻读。老师陈子龙也不时写信来教育他要继续学习。在大家的帮助下，完淳很快就渡过了这一关，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怎样帮助父亲处理政务，造福百姓上。
　　当时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任总兵统辖福建附近海域。此人的表现与他的儿子可是大相径庭，他性情勇猛，小时候就是个泼皮，后来流浪到日本成了海盗领袖，盘踞在福建、台湾一带，掌握来往日本及南洋群岛海上的航程，横征暴敛，目无王法。崇祯初年，他接受了明朝的招抚，官至都督总兵官的显位，照样无法无天。夏允彝的前任们对他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对新来的小小知县夏允彝，他更是不放在眼里，照样纵容手下为所欲为，但他没有想到，秉公执法的夏允彝要拿他开刀了。

　　从此各地有案情不能决者都跑来找夏大人受理，夏允彝不忍推托，都一一接受下来，他还自创保甲制度，把责任下放到每一个甲长那里，同时又严申必须察有实据，一时间政绩传遍海内。人民的生活有了起色，县里的财政也渐渐丰盈，而夏允彝父子的生活却仍旧保持在一个非常清贫的水平线上。在微薄的俸禄中，他既要抽取一部分奉给母亲，分给妻子，又要给完淳置办书籍，还要经常接济穷苦百姓，因此这个一县的父母官竟常和儿子只以一点盐浸的豆豉下饭，并吃得津津有味。完淳在松江老家时，由于奶奶、母亲的精心照顾，再加上家里又有田地可产粮食，因此伙食还是不错的。到这里后，天天和父亲吃着极简单的，不合胃口的饭食，却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他看到父亲已年过四旬，却过着这样清苦的生活，“不改其乐”，即使被朋友看见了自己的窘况，也毫无愧色，照样神态泰然，再想到历史上不重衣食，只重学问的颜回那样的书生，想到那些一生两袖清风，身居高位却心忧百姓的官员，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在许多同龄的官员之子都过着衣轻裘、食珍馐的日子时，自己能有这样的锻炼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好事。不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吗？那么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为了使远在松江的家人放心，他每次写信回去时，都说自己生活得很好，衣食无忧。夏允彝看见儿子这样懂事，心中高兴万分。这一对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像一对朋友般生活于异地的夏家父子，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富于情感，具有想象力的这对传统文人时时能在日常的，别人认为苦不堪言的平淡日子中发现乐趣和诗意。
　　一日，朋友送给夏允彝一坛美酒，允彝忙叫儿子去找一个酷爱饮酒的叫林无功的人来家共享美酒。等完淳拉着林无功兴冲冲地回来时，才发现桌上除了一坛酒外，只有一点点咸菜孤零零地摆着。原来夏允彝这个月的俸禄除买米后，只够再买一点咸菜了。夏允彝见林无功站在那儿呆愣的样子，急忙把他拉过来，笑呵呵地说：“无功，你知道吗？隋朝的时候有个叫王无功的人，本朝呢，还有个叫祝无功的人。祝无功这个人很聪明呵，他说古人是穷得袖子上露出窟窿，脚后跟露出袜子都能从容对友，不以外表上的寒酸为耻，这才叫有风格。可现在的人呢，宁愿家里穷得叮当响，身上也要穿着好衣服招摇过市，宁愿让穷困的亲戚饿肚皮，也要以好酒好菜来款待客人。他们说这叫脱俗，可我看这是庸俗，是并不真正把朋友当兄弟看的表现。今天我请你来喝酒，是把你当真正的兄弟来看待的。请坐吧！”林无功被夏允彝一番真挚的话打动了，急忙坐下来。完淳给他倒上酒，他一饮而尽，大呼：“好酒，真好酒也！”三个人谈论古今经史，谈论朝野大事，民间疾苦，不觉就着咸菜喝了一杯又一杯，那苦涩的咸菜在他们嘴中，竟然比鲈鱼羹、菰菜条还要美味百倍。因为那是有无穷的雅趣与妙语作佐料的呵。三人从下午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宾主都感到十分地畅然，最后尽欢而散。
　　就这样，夏完淳父子在偏僻的，一般人引以为苦的福建长乐县舒适、自由地生活着，物质上极端匮乏，精神上却极其丰富，朋友们的友谊，书本的知识，给正在成长的完淳以极大的滋养。

　　他曾去找老朋友史可法商量兴复明朝的事情，决心变卖家产，组织军队反击李自成的政权。然而，虽然许多封建士绅、官员渴求恢复明朝江山，但被苛捐杂税所苦的老百姓们却更为“ 开大门，迎闯王（ 即李自成），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歌谣与传说而感动。闯王不收苛捐杂税，开仓济贫的事迹早已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人民盼望着能为自己出头的政权。因此夏允彝又常常感到复明的艰难。父亲夏时正隐居终生的道路在向他招手，他有心不事“逆匪”，保全自身的“清白”，像父亲那样在诗与酒中痛苦地度过下半生的光阴。
　　而对血气方刚的１４岁少年夏完淳来说，虽然在福建度过的５年时间里，他也看到了许多朝廷的腐败，人民的困苦，感到了困惑和迷茫，但在他心目中，这并不是明朝统治者的错，更不是整个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缺陷。他只想在长大成才后做一个清官，任命贤能，去除赃官，帮助皇帝重振江山，造福人民。他的思想，还不可能到达那么高的高度。因此他和一些同龄的少年如朋友杜登春等人自称“江左少年”，组织“少年得朋会”，上书缙绅４０家，乞求这些叔叔伯伯们起兵讨伐“诸贼”，还在聚众哭祭自杀的崇祯皇帝时起草了一篇《讨降贼大逆》的檄文，言辞激烈，感情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