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贾谊一生的经历，从贾谊的师承传授及于贾谊的刑名思想，因其政治上的锐意独行而遭贬谪长沙，而形成他融有南方巫风的黄老思想，反映在文章中，分别是政论文的轩昂霸气和辞赋的凄丽悱恻，回归朝廷之后的信心重燃和适意心情恰应对了后期策疏文的恬淡理密与气势捭阖兼具。贾谊《左传》学的造诣亦使他的文章平添文藻，他对古今南北不同时地文化的融铸又使他的作品为学术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关键词 贾谊，学术，文学，文献
贾谊的政治思想及其价值，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贾谊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几乎没有异词。本文探讨的重点，则是贾谊的学术背景对其文学风貌形成的具体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有较大的拓展余地。
一、贾谊的学术背景
贾谊的思想经历了由刑名而儒术、再近道家的几次转变；其学术背景也较为复杂，他的北方文化的基因中又揉进若干南方文化的因素，因而显示出阳刚阴柔相兼容的博大气象。
贾谊洛阳人，生于高祖刘邦七年，卒于文帝十二年，年仅三十三年。[1]就像六国以来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贾谊问学的途径比较宽泛，儒学固然为其所重，[2]但是他似乎更加醉心于申商之学，具有外儒内法的色彩。二十二岁由吴公推荐，被朝廷徵为博士。这是贾谊生平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首先，他建议朝廷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而其具体主张又颇为复杂，很难用某家某派学说所能规范。《汉书》本传载：“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徵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太夫。谊以为汉兴二十馀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雄心勃勃，变更旧的体制。所以《史记》说贾谊“悉更秦之法”。文帝可能出于稳定时局的考虑，只是部分地接受了贾谊的主张，故史载，“文帝谦谦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3]从近年出土的秦简来看，秦法内容非常繁复。贾谊“更定”秦代的“诸法令”，内容是多方面的，举其显而易见的一点为例，秦法规定，“数以六为纪。”如《史记·始皇本纪》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贾谊《新书》卷八有《六术》和《道德说》两篇专论六理、六法、六术、六行、六律、六艺、六亲、六美等，认为“事之以六为法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言六，以效事之尺，尽以六为度者谓六理，可谓阴阳之六节，可谓天地之六法，可谓人之六行。”[4]按照贾谊的看法，“六经”无一不是六理六美的集中表现，“是故著此竹帛谓之《书》。《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5]看来，这是六国以来的传统看法，而贾谊循规蹈矩，恪守规范，与文帝初年所倡导的“数用五”之说迥然有别。可见，《六术》、《道德说》两篇至少是贾谊二十二岁以前的作品。“悉更秦之法”之后，则数尚五。不仅如此，还著《五曹官制》，[6]王应麟以为即为汉代选官之用。此外，他还在许多篇章中论述了官吏的设置，非周、非汉，完全是标新立异。“文帝谦谦未皇”实情有可原。
贾谊生平另一件大事就是师从张苍学《左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到《左氏传》的传授云：“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7]许慎《说文解字后序》亦载：“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说明张苍也传荀子之学。[8]按《后汉书·儒林传》：“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这三条材料都说明贾谊曾从张苍学习《左传》。张苍是汉初重臣中最有学问的人，至少在汉初文化方面影响颇为深远。《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9]张苍为律学大师，但又不仅限于此，百家之说，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著书十八篇，涉猎颇广。贾谊师承链条中还有一个前面提到的吴公，他是李斯的学生，又同郡，属长蔡人。由此来看，不论是张苍，还是吴公，均传荀子之学。因此，贾谊的学术传承与荀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荀子之儒学，与孟子不同，如果说孟子学说具有形而上的特点的话，那么荀子学说则更多地涂抹了实用哲学的色彩。因此，荀子的学说就易于为后学各取所需而分道扬镳。根据《汉书·楚元王传》等传记材料记载，文帝时代，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广立学官，《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多达七十馀人。后来又置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这又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贾谊奋发扬厉，在政论文章中反复征引礼经，推阐新制，如《新书·辅佐》论述大相、大拂、大辅、道行、调谇、典方、奉常、祧师的职责，既非周制，也非汉制，很可能是贾谊自己制定出来的。
关键词 贾谊，学术，文学，文献
贾谊的政治思想及其价值，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贾谊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几乎没有异词。本文探讨的重点，则是贾谊的学术背景对其文学风貌形成的具体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有较大的拓展余地。
一、贾谊的学术背景
贾谊的思想经历了由刑名而儒术、再近道家的几次转变；其学术背景也较为复杂，他的北方文化的基因中又揉进若干南方文化的因素，因而显示出阳刚阴柔相兼容的博大气象。
贾谊洛阳人，生于高祖刘邦七年，卒于文帝十二年，年仅三十三年。[1]就像六国以来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贾谊问学的途径比较宽泛，儒学固然为其所重，[2]但是他似乎更加醉心于申商之学，具有外儒内法的色彩。二十二岁由吴公推荐，被朝廷徵为博士。这是贾谊生平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首先，他建议朝廷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而其具体主张又颇为复杂，很难用某家某派学说所能规范。《汉书》本传载：“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徵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太夫。谊以为汉兴二十馀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雄心勃勃，变更旧的体制。所以《史记》说贾谊“悉更秦之法”。文帝可能出于稳定时局的考虑，只是部分地接受了贾谊的主张，故史载，“文帝谦谦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3]从近年出土的秦简来看，秦法内容非常繁复。贾谊“更定”秦代的“诸法令”，内容是多方面的，举其显而易见的一点为例，秦法规定，“数以六为纪。”如《史记·始皇本纪》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贾谊《新书》卷八有《六术》和《道德说》两篇专论六理、六法、六术、六行、六律、六艺、六亲、六美等，认为“事之以六为法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言六，以效事之尺，尽以六为度者谓六理，可谓阴阳之六节，可谓天地之六法，可谓人之六行。”[4]按照贾谊的看法，“六经”无一不是六理六美的集中表现，“是故著此竹帛谓之《书》。《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此之乐者也。”[5]看来，这是六国以来的传统看法，而贾谊循规蹈矩，恪守规范，与文帝初年所倡导的“数用五”之说迥然有别。可见，《六术》、《道德说》两篇至少是贾谊二十二岁以前的作品。“悉更秦之法”之后，则数尚五。不仅如此，还著《五曹官制》，[6]王应麟以为即为汉代选官之用。此外，他还在许多篇章中论述了官吏的设置，非周、非汉，完全是标新立异。“文帝谦谦未皇”实情有可原。
贾谊生平另一件大事就是师从张苍学《左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到《左氏传》的传授云：“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7]许慎《说文解字后序》亦载：“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说明张苍也传荀子之学。[8]按《后汉书·儒林传》：“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这三条材料都说明贾谊曾从张苍学习《左传》。张苍是汉初重臣中最有学问的人，至少在汉初文化方面影响颇为深远。《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张苍，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9]张苍为律学大师，但又不仅限于此，百家之说，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著书十八篇，涉猎颇广。贾谊师承链条中还有一个前面提到的吴公，他是李斯的学生，又同郡，属长蔡人。由此来看，不论是张苍，还是吴公，均传荀子之学。因此，贾谊的学术传承与荀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荀子之儒学，与孟子不同，如果说孟子学说具有形而上的特点的话，那么荀子学说则更多地涂抹了实用哲学的色彩。因此，荀子的学说就易于为后学各取所需而分道扬镳。根据《汉书·楚元王传》等传记材料记载，文帝时代，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广立学官，《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多达七十馀人。后来又置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这又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贾谊奋发扬厉，在政论文章中反复征引礼经，推阐新制，如《新书·辅佐》论述大相、大拂、大辅、道行、调谇、典方、奉常、祧师的职责，既非周制，也非汉制，很可能是贾谊自己制定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