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诗歌到了西晋，逐渐出现了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晋武帝太康年间，驰骋在当时诗坛上的，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尽管大部分诗人都曾在诗、赋上进行过苦心探索，掌握了各自擅长的技巧，追求对偶工整，铺排辞藻，烂若披锦，在艺术上不无可取之处，但确乎是形式主义的谬种。真正能发扬建安风骨，反映社会现实，抨击当时反动腐朽的门阀制度，代表当时文学最高成就的，当是左思。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钟嵘《诗品》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咏史》诗，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写有赞美孝女缇萦的《咏史》诗。但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2)显得"质木无文"。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不平，名为咏史，实为抒怀。"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3)。多引史实，借古讽今，又能作到深刻恰当，是左思诗歌的显著特色。
　　一、意气豪迈，气势激越，情调昂扬，形象鲜明，抒情强烈。
左思将咏史诗变化为不专咏一人一事，不呆衍史事，从而达到何焯《义门读书记》中说的"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的境界，这是前无古人的。阅读他的《咏史》八首，他那鲜明的个性，傲岸的品格，高旷的胸怀，豪迈的气概，急切用世的心情和满腔愤慨都跃然纸上，这样的咏史诗，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罕见的。如《咏史》其一(弱冠弄柔翰)，借史事来抒写怀抱，重点表现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写自己少年博学，文武全才，不慕富贵，却有建功立业的壮志。要求施展才能，平定边患，为国效力，表现了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描绘出诗人英姿勃发、豪气满怀的形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进一步描绘出诗人迥异于当时唯知为功名利禄而奔走竞争的一般士人，面对国君的封赏弃而不顾，举手长揖傲然而归，那种带着傲骨的高人志士的形象，异常鲜明。再比如《咏史》其五："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云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炎欠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诗歌开篇两句给人以胸襟开阔，眼界高远之感，为整首诗开阔雄浑的意象、高亢激越的情调和磅礴充沛的气势定下了基调。"列宅紫宫里"四句，在阳光灿烂、广袤无垠的背景下，诗人开始着力描绘京都的壮丽、侯门的深邃和豪贵的众多，以显示荣华富贵在一般人心目中何以值得趋鹜、值得留恋。诗人对景物人物未作工笔细绘，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自上而下、由远及近作大角度观察、粗线条勾勒。这不仅是描绘阔大场面的需要，也是为了将权贵门阀同一般人区别开来，为下边的决绝之言蕴蓄了能量，埋下了伏笔。"自非攀龙客，何为炎欠来游"，笔锋一转，对前边着力描写的一切来个旗帜鲜明的否定，使之成为诗人鄙弃荣华富贵的高洁胸襟的有力反衬。于是他下定决心，与腐朽的门阀作最后的决裂：他决心穿着粗布衣服迈步走出皇宫大门，昂首前行追踪那不要爵禄的高士许由。站在千丈高峰，抖尽衣衫上世俗的埃尘，洗尽仕途的泥污，投足于万里溪流。这几句诗把诗人冲出京都、昂首不顾、情绪激昂、气概超拔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诗人形象的高大，不仅与前面横空出世、俯瞰京都的高大身影先后照应，而且与京都富丽堂皇的一切形成强烈对比，使之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诗人志高才雄，胸怀磊落，感情强烈，造语劲拔。陈祚明说左思"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而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4)。沈德潜说"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5)。胡应麟说左思《咏史》"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6)。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大体上涉及了才、志、情、词各个方面，这些都与左思的豪健诗风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