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终其一生，他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是一位真正的大儒。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的评价是：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
　　1941年，梁漱溟在香港创办《光明日报》。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等人经介绍结识海上豪杰“吴发仔”，南他安排，乘船过海到大陆。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吴发仔运棉纱的船共有16只，分三批出发。梁漱溟原先是和一位陆君乘一船，后友人发现梁漱溟和陆君都不会粤语，怕万一出事不好应付，于是让梁氏换船，与擅长粤语的陈君一道走。随后，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扬帆而去。那天晚上，风大但风向顺，一开始，小船像箭一样向目的地驶去，后半夜风向突变，小船开始颠簸，又苦又咸的海水不停地溅入口中，小船随时有被海浪掀翻的危险。熬了一天一夜，梁漱溟这只船总算靠岸。吴发仔一清点，有十三只船被海匪劫去，到达的三只船，一船的货物被劫光，一船被海匪劫了两次，只有梁漱溟这只船安然无恙，毫发未损。原先与梁氏乘一船的陆君下落不明。如此经历让梁漱溟感慨不已，也让他感到十分幸运。他后来对儿子说：“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梁漱溟的幸运当然是一种偶然，但这样的偶然在梁漱溟的生活中一再出现。屡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给了梁漱溟这样的信心：“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一旦出事，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搭救。”
　　梁漱溟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梁先生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神色自若，若无其事。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八个月，和他同行的人无不说他胆子大，不管遇到什么险情，他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冒险出香港时，路上有位范君，也对梁先生大加赞叹，说：“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
　　所谓“若无其事”，兼指梁漱溟先生的身体如常，能应付任何困难，修养超常，能吃得任何辛苦，不叫苦，不抱怨，乐观自信，谈笑自如。其实，梁漱溟的身体并不比别人强健，但由于心态好，饮食起居，一如往常，所以，疾病也就侵袭不了他。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遇险若无其事，镇定自若，也就能从容不迫，化解磨难，走出困境；相反，如是胆小怕事之辈，遇事慌乱，手足无措，反而难逃不测。
　　梁漱溟在险境中为何能做到若无其事呢?关键在于他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观。他说：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凄凄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梁漱溟自14岁后，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抗战爆发时，梁先生已年近50，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
　　“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前者，梁漱溟计划写三本书来阐述，这三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写完三本书，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关于后者，梁漱溟已出版了三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努力的是什么》，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换句话说，梁漱溟认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所以自己不会死。
　　他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有人说，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人生使命，只有到那时，自己才会坦然赴死，含笑九泉的。在“狂妄”话语的背后，梁漱溟显示了他对磨难、险境、敌人的藐视。言下之意是，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潜心行学”“探索人生”的脚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的这句话：“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对梁漱溟来说，这句话决非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如果像梁漱溟这样有高尚的人格，有远大的目标，自然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为眼前的险境而恐慌。只有丧失了自信丧失了理想的人，才会恐惧哀伤、张惶失措，乃至消沉颓唐、一蹶不振。
　　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当时，日寇丧心病狂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但梁漱溟无所畏惧，一反常规地不去躲警报，照常看书思考，埋首工作。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位青年，躲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圈椅，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看书的。他们的客人戴一付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他就是梁漱溟。
　　警报响起，众人匆忙钻入防空洞，而梁漱溟先生却从房间内搬出椅子，若无其事坐在操场上，安安静静地读书。在敌机轰鸣中，在爆炸的声浪中，梁漱溟先生端坐读书的身影，是那么稳重那么坚定，如磐石，如支撑他一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