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情怀素来浪漫，她的大笔一勾，为这个古老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迎来了新的希望。那年，彼邦国会怀着一种殷切的感情，返还这个国家的战争赔款。庚子年的民脂民膏包办了那一年留美生的使美船票，而他也成了第一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

在康奈尔大学他放弃了农学这般器物的职业，在哥伦比亚大学他跟随一位唤杜威的老人家做哲学的学问，在无数个天气佳好的午后，他和一帮同学好友，畅谈古国文学的前途，或许是半死的文字，或许是白话的胜利，或许新的诗作不算上乘，那风景依旧的象牙之塔犹记得当年的风华。还记得那些才子佳人的往来书信吗，一个异国，终身狂狷，一个本土，一首咏月：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那时北京还仲冬，狎妓回来的陈实俺收到一份美国邮来的快递，打开时已是侧卧在炕头，开宗明义，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该是与国内同仁商量文学革故之必要、鼎新之迫切，次年见报，群情涌动，新的激进派和旧的腐儒们纷为之鼓与呼。这位奔三的青年，在国内暴得大名。那几年他合伙一群中国知识界的异见者（Dissent）在唤北大的地方，在名《新青年》的杂志上，力图将中国强拉进现代文明之林，用“不二于人”的勇气以“价值重估”为器物，为中华文明招魂。那几年他结了婚，不是“独身主义”的莎菲，亦不是“狂狷”的女士韦，是乡下佃农家里裹脚的姑娘，比他大一岁，慈母早年为他做的主，其母辞世前他也总算尽到了最后的孝道。

五十年代，美国纽约街头，他化身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寓公，无职、无薪、无事，这个大学者，这个那个年代里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每天只不过来回在图书馆里，来回在病床与麻将桌之间，来回在家宅与菜市场之间，来往的访客也多是一些唐德刚、周质平这样的小朋友。身处乱世的人多半是不幸大于有幸的，世界的不安，要么把他流放，使其成为纯学者，要么把他卷入，使其成为名重一时的社会活动家，跃然于历史的纸表，而第三条道路挤满了普罗大众。《自由中国》在台创刊，他与雷敬寰相互往来，为自由民主精神在孤岛播撒种子，继往的新贵们如殷海光流，传承着自由主义的薪火，延续地理大隔绝下的民国成果与命脉。

六十年代的第二个年头，在中研院的一次宴席上，他举起酒杯侃侃而谈，在他生命中最后的那一刻，这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在微笑中急性心肌梗塞发作离开了这个世界，身后没有人能够忘得了他。出殡那天，台北的三十万乡亲为他送行。他的墓碑上这样写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疲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他的名字叫胡适！

第二批

不知最近胡适之先生研究近况如何，许久没有回头读先生的字了，我是认定先生做我毕生的精神导师的，大概不会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