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初的唐朝初年,南诏作为滇西“乌蛮”中的“六诏”之一,其领域止于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所属的巍山彝族自治县。734至737年间(开元二十二至二十五年),在唐朝封建中央的赞许之下,南诏得以“合六诏为一”,统一了今大理州地带。于是,唐朝封建中央乃于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领有今大理州之地。《册府元龟》卷九**说:
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按,即皮罗阁,蒙归义乃唐朝对皮罗阁的赐名)为云南王。制曰:‘古之封建,誓以山河;义在畴庸,故无虚授。西南蛮都大酋特进越国公、赐紫袍金钿七事归义,提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且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按,指唐朝皇帝)之劲节。瞻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伏戎(按,指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勇,深入长驱,左萦右拂;凡厥丑类,应时诛剪,戎功若此,朝宠宜加,俾膺祚土之荣,以励抒诚之士。’复遣中使李思敬赍书往册焉。
“制文”中说得很清楚,南诏首领皮罗阁是在镇压了勾结吐蕃奴隶主们反抗唐朝的其他五诏首领的情况下,唐朝封建中央乃册封其为云南王。其余五诏的领地即此并入南诏。这一片地方,基本上是三国蜀汉时期设置的云南郡的领域,所以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而这个云南王却被唐朝封建中央交由姚州都督府(驻今云南楚雄州姚安)统辖。
南诏的地方贵族们想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范围;唐朝封建中央则欲加强对“云南王”的控制以稳定和巩固西南边疆。这就发生了大民族封建中央统治阶级与南诏地方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经过天宝十年(751年)至十三年(754年)的三次战争,唐朝封建中央统治阶级的势力被驱逐出了云南,南诏摆脱了唐朝的支配,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民族政权,并使自己的疆域不断扩大。《新唐书·南蛮传》说,南诏的疆域范围是:“东距爨(今滇、黔连接地带),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在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西南骠(今缅甸曼德勒地区),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川东南与黔东北连接地带)。”这是南诏势力极盛时期的疆域范围,有其先后的发展过程,且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内,随南诏势力的盛衰而有所伸缩变化。南诏在其统治的区域范围内,仿照唐朝设置了郡县以进行统治。
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按,即皮罗阁,蒙归义乃唐朝对皮罗阁的赐名)为云南王。制曰:‘古之封建,誓以山河;义在畴庸,故无虚授。西南蛮都大酋特进越国公、赐紫袍金钿七事归义,提秀西南,是称酋杰,仁而有勇,孝且兼忠,怀驭众之长材,秉事君(按,指唐朝皇帝)之劲节。瞻言诸部,或有奸人,潜通伏戎(按,指吐蕃),敢肆蜂虿;遂能躬擐甲胄,总率骁勇,深入长驱,左萦右拂;凡厥丑类,应时诛剪,戎功若此,朝宠宜加,俾膺祚土之荣,以励抒诚之士。’复遣中使李思敬赍书往册焉。
“制文”中说得很清楚,南诏首领皮罗阁是在镇压了勾结吐蕃奴隶主们反抗唐朝的其他五诏首领的情况下,唐朝封建中央乃册封其为云南王。其余五诏的领地即此并入南诏。这一片地方,基本上是三国蜀汉时期设置的云南郡的领域,所以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而这个云南王却被唐朝封建中央交由姚州都督府(驻今云南楚雄州姚安)统辖。
南诏的地方贵族们想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域范围;唐朝封建中央则欲加强对“云南王”的控制以稳定和巩固西南边疆。这就发生了大民族封建中央统治阶级与南诏地方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经过天宝十年(751年)至十三年(754年)的三次战争,唐朝封建中央统治阶级的势力被驱逐出了云南,南诏摆脱了唐朝的支配,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民族政权,并使自己的疆域不断扩大。《新唐书·南蛮传》说,南诏的疆域范围是:“东距爨(今滇、黔连接地带),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方),西摩伽陀(在今印度境内),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西南骠(今缅甸曼德勒地区),北抵益州(以今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川东南与黔东北连接地带)。”这是南诏势力极盛时期的疆域范围,有其先后的发展过程,且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内,随南诏势力的盛衰而有所伸缩变化。南诏在其统治的区域范围内,仿照唐朝设置了郡县以进行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