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车千秋传》记载，汉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盐铁会议。会议的参加者除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外，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的属官丞相史，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等。
会议的召开，与当时的大将军霍光、谏大夫杜延年有关。杜延年曾多次向霍光建议：“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于是“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汉书·杜延年传》）。杜延年之所以建议“修孝文时政”，诚如班固所言，是鉴于“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所以，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才是这次会议的真正起因。而杜延年的建议只不过正确地反映了这种形势罢了。

汉武帝时，财政空虚，矛盾激化，官XXX吏胡作非为。武帝死后，昭帝即位，从这时到盐铁会议召开的六年间，上述状况依然存在。例如，汉武帝时的farmers qi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历年遗留的流民问题仍相当严重，以致使汉昭帝不得不多次下诏予以解决。始元元年，下诏“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八月，下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又下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上所引均见《汉书·昭帝纪》）汉昭帝频频下诏，说明流民问题已严重威胁到ruler阶级的安全。people流离失所，固然主要为天灾所致，但也不能排除person祸的因素。

盐铁会议是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它集中表现了汉廷民主决策体制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在盐铁会议上，作为评议时政之弊的一方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自由公民，他们按不同的行政区域推选产生。在执政官员心目中，虽然他们因贫羸而皆衣冠不完，“辩讼公门之下，讻讻不可胜听”（《利议》)，“不言所为治，而言治之无功”（《遵道》)，但仍需忍受其言辞激厉的指责，以示尊重国民代表直言极论之权利。
为此贤良文学声称，“公卿辅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议也”（《未通》)；丞相史则承认“布衣皆得风议”（《刺议》)。显然，贤良文学首先是作为平民代表即所谓庶人、布衣代言人的资格而议政的，至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般平民或是富商豪族的意见，则应作别论。其次是参议者个人的识见才能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思潮及派别，都不影响其入选资格，“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稀）涉大论”（《国病》）。
从与会者发表的宣言看，他们都自诩为公民利益而参议汉廷。贤良文学打出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帜，执政官员更标榜他们的施政纲领贯彻了自由民公正均平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然而，对汉帝国数以千万计的奴隶的地位和释放奴隶问题，争论双方都只字不提，这恰好证明，西汉布衣皆得讽议的民主议政形式是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的。
从盐铁会议的辩难和决策过程可以看出，汉廷民主议政的主旨在于从参议者的建言、论议和辩难中，得出与时局相宜的施政方略，“论者不必相反，期于可行”（《击之》)。因此，只要贤良文学能够出善策以安集中国而来远人，“使边疆无寇虏之灾，租税尽为诸生除之，何况盐铁均输乎？”（《国病》)但是，贤良文学始终无能谈出一项可行性意见。为此，御史大夫表示不能“惑于愚儒之文辞，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之上”（《刑德》)；丞相史称，“公卿既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愿无顾细故之语，牵儒墨论也”（《遵道》）。
盐铁大会体现的民主决策制度的特点是，决策在与会者自由论辩的基础上进行，然后集中为统一意见。 贤良文学“饰虚言以乱实”，虽然给与会者造成了思想混乱，诸卿都大府官员不知“今将何从而可矣”（《遵道》)，但是没有谁人赞同他们的政见，因此废止盐铁国营制度的决策就无法通过。
盐铁会议的结果是争议的双方相互妥协。
（一）贤良文学满足了“咸取列大夫”（《遵道》)的欲望，但他们持诏与议“亦未见其能用针石，而医百姓之疾”（《盐铁针石》)，“无能出奇计远图匈奴安边境之册”（《利议》)。它向国民昭示儒学于时政未有何益。
（二）诏书的目的原为废罢盐铁国营制度，奏议只对此作出暂时的应变措施，“请且罢郡国榷酤，关内盐铁”。因此，这也是执政官员对诏书的非难，“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而为不便”（《盐铁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