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各种事情的发展速度这样快，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生活—文化空间的膨胀。由于社会交往和合作的发展，几乎任何一个小地区的生活—文化空间都不再自足，而变成大地区甚至全球生活—文化空间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所有地区的生活—文化场面都成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生活—文化场面。于是，人们的眼界就都向全球最新、最高的水平看齐，也就普遍地促进了发展速度，而且促进了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当然也应该反过来说，发展速度也正是生活—文化空间膨胀的关键原因。
20世纪的生活—文化是大尺度时空里的发展，似乎有些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味道。应该说，生活—文化成为一种大时空的存在，是20世纪给21世纪的最主要贡献。这里面蕴涵着许多思想文化的要求，这需要在21世纪里发展为比较明显的思维和科学，但在这里却还说不清楚，显然，我们目前的思维方式并没有达到那种水平的大尺度。把生活—文化搞成一种大时空的存在，这就是20世纪最大的精神财富——但也是留给21世纪的最大问题，它迫使我们去谋求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制度，20世纪迫使我们去建设一种新的智慧，就像2000年前人类建立了一种智慧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两者的境况是类似的。


当然，如果从非常抽象的深层去看，人类所追求的价值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无非是权力、财富、真理、知识、艺术、功名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必须落实为具体的方式，否则就还没有兑现为真正的价值。比如说在19世纪一个人有几千美圆就是有钱，现在要几千万美圆才算有钱；毕加索在当时表达了真正的艺术感觉，但现在如果画得跟毕加索一样就是没有艺术感觉；在19世纪一个人在一个小城市拳打得不错就算有名，现在人们只知道并且只想知道全球的拳王；过去做生意只要知道一个省的行情就会成功，现在甚至不得不知道全球的行情而且是各种行业的行情。等等。价值的概念本身是非常抽象的，根本不明确，价值的实际意义必须由它的实现方式来解释，这多少意味着，价值的表现方式比价值本身更真实。20世纪以前的本质主义思维不再是恰当的了，我们不得不追求现象而不是本质。现象比本质更具动力性和塑造力，因此现象是比本质更加根本的存在方式（我曾经反对使用“现象”和“本质”这些已经不利于描述当代事实的概念，不过是为了习惯而使用它们）。有人抱怨说，现在人们只要钱，不再追求真理和道德，不再追求美。其实现在人们只不过是需要另一些真理、道德和美。可以说，创造了什么样的现象就是定义或解释了什么是本质。
甚至“人”这个概念也被现象化了，成为一个可修改的概念。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是一个至少在某些方面可改变的存在。如果考虑到人是一个整体存在，就不难发现，某些方面的改变必定导致整体性的修改。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指出人是一个未完成（not-yet）的存在。不过这个漂亮的说法尽管打破了经典理解，但还是有些问题，布洛赫假定人有着一些未完成的而需要完成的潜力和最终价值，而这种经典的“人是主人”的人道主义假定是可疑的。我相信，人应该说成是可变的存在。人是文化的作品，人通过创造文化而创造人，这就像下棋，当然是人在下棋，但是人只能按照棋局的形势要求去下棋，而不能按照人心中随便想象的要求去下棋。

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人所创造的文化比人更强大，或者说，如果一种文化是发达的，那么必定是人的异化。人不可能给文化做主，相反，文化是主人，文化定义了社会是什么样的，从而定义了什么是有价值的——某个人当然可以反对一种文化、社会的价值，但是他在做事情时仍然不得不按照文化和社会所定义的价值去做事情，否则做不成事情，做不成事情就“在事实上”更加没有价值。因此，并不是因为异化所以破坏了人的价值，相反，正是因为异化所以人有了价值——异化恰恰是人的成就，如果人不能做出各种超过人从而压迫了人本身的事情，人就没有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正是因为异化，所以人有了做不完的事情可做，有了客观的价值可追求，人的存在才有了意义，才不是空洞的存在。科学、技术、真理、法律、艺术、宗教等等这些伟大的东西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们是异化，假如它们不是以比人强大的力量改造着人而仅仅是表现着人，那么这些事情不可能有什么成就，而且很快就没有什么可表现的了——人本身是很简单贫乏的。没有异化，人就是“纯正的”但却是贫乏的存在。何况我们其实根本没有把握知道人本身是什么样。
任何一种文化或者社会性的事情都必定比人强大，而且有着人无法控制甚至不能理解的性质。这一点确实很奇妙，人创造了文化，就是创造了一个本来没有的世界，这个文化世界有着它自己的、不属于人的规律，它就像一个未知的自然世界一样使我们感到陌生，当然我们会慢慢摸熟它。20世纪文化的发展使人对它产生陌生感，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本质被机器、金钱、电脑和各种技术所掩盖，而是意味着新的文化事实正在把人塑造成另一种作品，如果要评论这个新作品，那么先要懂得这个新的文化事实的意义和标准，就像要批评一种游戏，就必须先懂得这种游戏。人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需要创作的作品，这既是20世纪给21世纪留下的问题又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财富。据说20世纪的发展破坏了文化和人性，这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摸熟它，而很可能几十年后我们就觉得它很正常很普通了。

现象干涉本质，甚至，现象创造本质，这是20世纪里非常突出的事实。“现象创造本质”的典型表现就是电脑、经济全球一体化、技术创造市场等。我们本来并不一定要用电脑，但是电脑的好处使我们产生了好象非用电脑不可的新需要；原来也没有什么“本质”规定我们要看数字化电视，但是数字化电视的出现就使别的电视失去意义；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经济全球一体化，但是事情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就只好有了这种需要。我相信“现象创造本质”也是20世纪整个文化实践的一个伟大成就，它要求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接近这种事实，也就是要求未来的思维方式必须是以艺术性眼光为基本眼光，而不是以传统的知识性眼光作为基本眼光——我相信，或者我猜想，这一点将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习惯的一种根本性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的思维处境和2000年前有某种类似。2000年前人类用智慧开辟了2000年的知识道路，现在又到了需要新的智慧的时候了。21 世纪很可能是个“智慧复兴”的时代（关于新式智慧的理论分析和猜想可以参见我的著作《一个或所有问题》，在此不论）。
20世纪的经济和技术创造了从来没有的大规模社会事实，这样大规模的社会事实不是某一个国家所能控制的，也不是某一种文化传统所能理解的，如果我们实事求是的话，就应该说现在我们谁也不懂这样大规模的社会事实确切意味着什么。现在人们对20世纪末的现象的评论（无论是批评的还是鼓惑的）所用的观点是很老很老的，比如说有人鼓惑说Internet和政治民主将带来充分的平等、个人主义和商业社会将带来更多的自由，可是就没有想到那些新的大规模社会事实所包含的可能性和规律并不见得将迎合我们的经典观点，Internet和民主这些东西可能会更多地提供古典意义上的个人机会平等，但同时却又更有利于在具体操作和使用上制造不平等；同样，商业社会表面上会给人们古典意义上的更多的自由选择，但事实上人们在无形的压力下作出非常一致单调的选择（已经有许多有趣的例子，例如虽然人们现在可以随便穿衣服，但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却造成明显的时尚，白领和一般的商人们为了显得认真而穿西装，大老板为了显得有权力可以不太认真而穿便装。等等）。另一方面，许多人批评现代和后现代的发展破坏了人类各种真正的价值和精神家园，可是似乎也应该想到，其实那些精神家园对于过去是家园，而对于现在就不见得是家园了。一种观点、一种道理只适用于与之相配的东西，而不可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东西。

现在人们面对20世纪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大局面，却没有同样大规模的智慧，或者说，我们突然发现过去的智慧远远不够用了，现在事实上是在用过去的智慧在凑乎事。这种“不够用”典型地表现为（1）用我们现成的理论和价值观无法理解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2）用现成的理论更加不能解决由新事实可能造成的问题。
一个我觉得明显的问题是，20世纪给21世纪留下许多“两难”局面。例如，全球化要求的大规模的合作导致更加复杂的冲突，简单地说，越合作就越产生冲突。就像日常生活里，几个人没有关系就没有矛盾，一合伙反而勾心斗角。大家可能都同意全球化，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化”，恐怕会产生文化冲突。另外，发达地区要发展，就需要把落后地区变成有购买力的市场，于是就必须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在进行这种帮助的同时往往就会强加给落后地区许多产生冲突的要求，而且，当落后地区变得比较发达、控制不住时，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原来的利益就会反过来搞破坏。可以说，20世纪开始制造了“全球化”这个新游戏，但是这个游戏到底应该怎么玩，还不清楚，这不是我们用现成的理论所能够展望或解释的。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现行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观念和理论）虽然是20世纪里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20世纪的发展有着好几个世纪的效果，因此，那些好象很新的、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理论其实就已经老化了。我们不难感觉到，人类现在使用的政治观念、经济理论、法律制度、伦理规范等等在解释和处理当下问题时是很生硬的。这意味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本观念需要改造和重组。在20世纪里，人们多少意识到这一点，但却仍然不够彻底。有两种表现：（1）对传统的解构。假如没有准备好一条新的道路，那么，破坏一条旧的道路就不算是真正的进步，就像破坏了的东西并不因此变成好东西。我们确实看到，解构主要表现为一些探索性的艺术和文学，而没有真正影响到决定性的思想观念；（2）学科的联合。这一点没有错，但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至少近几十年人们为了能够思考越来越复杂的现象而要求各种学科联合起来看问题（“联合”似乎是20世纪的一个关键概念，从政治和经济的联盟到股票和Internet，都表现着“联合”的思维方式）。但是，“联合”的思维方式只是充分利用各种现有基本观念的方式，而不是对基本观念的重塑，所以，“联合”的思维方式至多可以消除思想的某些片面性，但仍然不能保证思想是正确的和有新意的。
因此，我关于21世纪思维的一个猜想是：在强调学科联合的同时，各种学科可能会有一种哲学化的倾向，即各种学科的基本观念将被看成是问题而不是既定原理，从而各种学科都具有一种哲学思考的功能，这意味着哲学在各种学科里得到复兴，意味着人类智慧的又一次全面发展。20世纪的全球化倾向和大时空存在的形成事实上要求21世纪发展出一种相配的大规模智慧，这种新的智慧也许与现在的各种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但肯定不可能是它们派生出来的，尤其不可能是某种文化传统派生出来的，而只能是许多人和许多学科的思考共同创造发明出来的。这种智慧什么样？现在很难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恐怕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发扬壮大，也不可能是基督教精神或儒家精神的“复兴”，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新的智慧。我们需要想象力，但不需要回到19世纪的想象力上去。


什么算是精神遗产或精神财富？我们首先很容易就想到了各种理论和“主义”，毫无疑问，人类文明的大多数方面的决定性思想和理论都是20世纪里取得的，例如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科和各种各样的技术在20世纪之前，或者根本还没有，或者即使有也不成模样，只有数学、物理学、艺术和宗教等少数领域早就有伟大成就，但即使在数学、物理学和艺术方面，20世纪的成就如果不说更伟大也应该说同样伟大。各种理论和“主义”当然都是精神财富，但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算是真正重要的精神财富。这里有一个哲学问题，即什么是看问题的恰当眼光。我的一个主张是，思想者不能用思想的眼光去看事物，而必须用事物的眼光去理解思想，或者说，把思想理解成事物。很显然，假如按照思想的眼光去理解思想，那无非是思想在自我表扬，这算不上是什么理解。只有把思想看成事物（思想确实是文化中的事物），才能够称出思想的分量。这种分量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实际塑造力，就是说，那些理论和“主义”在事实上造成了什么样的人类存在方式。于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就是那些能够造成“实践性”事实的思想观念。不妨想象外星人来到地球上考察，他们的眼光就相当于一种客观的、把思想观念看成事物的眼光，他们将看到事实和客观的历史效果。精神必须能够变成物质，才能够变成真正的历史，而物质化了的历史才是决定未来存在面貌的一个因素。许多学者在看问题时，往往看不起物质以及由物质造成的精神状态，这样就很难看到历史和社会的真实——而我们并没有别的真实。所以，能够理解精神的眼光不是精神自身的眼光而是物质的眼光。

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电脑理论和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和文化观念就是20世纪的最重要观念。正是由这些理论造成了20世纪的生活—文化事实。许多观念只是在学术文献里推进，而与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无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观念以及某些科学理论就是如此。尽管这种现象从来就有，但在20世纪很突出，我想称之为观念的“博物馆现象”——许多观念就像画一样摆在专门给知识分子看的学术博物馆里,只是人们的一种业余精神生活。人们在海德格尔的书里体会完nothing之后，就到社会里去追求everything；。而在观念博物馆外面，也就是在生活里，经济和技术以及所谓的大众文化决定了人们的精神。


人们一般都同意各种人文著作里的反拜金的观点，但在行动上往往是另一回事。这根本不矛盾。至少有一部分理论观念和日常幻想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建立在一大堆“假如”之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天底下不可能存在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尽管事实上没有。维特根斯坦在讲到研究人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时指出，不要听他说要什么，而要看他行动上做什么。显然，各种社会制度以及相关的实践所表达出来的观念才是一个时代的真正观念。当然我也不是要贬低纯粹观念，而只是想说，学术性的观念和实践性的观念同样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而且后者对历史的影响更大，更需要研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设想未来，也不可能正确地对付未来。
进一步说，20世纪的历史过程本身就直接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精神遗产。20 世纪快过去了，我们似乎仍然把20世纪感觉为“当代”，也就是感觉为“今天”，19世纪才被觉得是“昨天”——20世纪在事实上当然是当代，但是把它感觉为当代却有一点不利于思想的发展，这里有个特别的原因：20世纪的发展是如此的迅速，以至于它的精神实际上相当于好几个世纪的精神，或者说相当于好几个精神阶段，于是，即使是20年前的事情对于现在来说也有着明显的历史分量。而我们有时候在讨论当下的事情时，比较的背景往往仍然是19世纪，就好象20世纪的各种事情是属于同一个阶段和同一种精神，这非常可能导致我们对20世纪的模糊看法。所以，我们有必要把20世纪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都看成是历史来思考：虽然我们身在当下的事实中，但可以在思想中拉开距离，使当下变成历史。
我相信，“把当下看成历史”可以是历史学的一种有用的眼光。特别对于思考20世纪和未来的各世纪来说是有意义的。这种历史眼光与20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事实的存在性质是吻合的。20世纪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许多事情“迅速成为历史”。当然并非所有事情，有些事情只是失去原来的价值地位，不过即使只是失去价值地位，也已经是足够大的变化了。这意味着社会客观的价值系统（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不断在变形，而且不是微妙的演变，而是明显的变化。从技术、市场、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等大事情到生活细节，都是如此，无论是一种电脑技术还是一种时装都很难领先3个月。纯粹的科学和思想当然不至于是这种程度的日新月异，但仍然有着明显的历史更替节奏，即使像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这样超一流的思想家或者卡夫卡这样的艺术大师虽然有着似乎“永远”的影响，但与今天的距离就像19世纪的大师们一样远。尽管在编年上各种事情与现在的距离不等距，但是在精神意义或者感觉上同样远——286电脑和马车一样遥远。客观存在和客观价值（差不多是市场价值的意思）不断更新换代，但是由于变化太快、时间太短，分别属于不同精神阶段的人们同时活着，于是，许多代的精神和价值观点同时存在，这是20世纪一个很有特点的现象，这一点造成了20世纪是一个跨着许多精神阶段的、各种精神并存的世纪。在事实上毕加索和达利已经变成了“后卫”艺术家，可是还会有许多人以为他们是“前卫”艺术家。

对技术的批评据说最早始于老子。老子的批评显然过于前卫了，那时候人类还没有什么比较高的技术。对技术的热烈批评到本世纪才开始，尤其是核弹出现，人们争先恐后地批评技术，好象这时候不批评就是傻冒。人们一方面以科学精神接受技术的各种好处，另一方面以人文精神批斗科学精神。这种异口同声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技术社会的现象，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技术社会造成“千篇一律性”。到今天事情更有意思了，电脑技术的“前卫”们高唱着技术社会的“欢乐颂”，人文精神的“后卫”们续写着技术社会的“悲惨世界”。同样千篇一律。
有本书叫作《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科技》（绍伊博尔德著，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不妨一读。尽管海德格尔自己是个迷路者，但却是个伟大的探路者。他在批评技术社会方面也有许多精彩看法，但很零散，这本书把他在24本书或文章中关于技术的主要批评观点收集在一起，再加上整理和分析，读起来清楚得多。

海德格尔当然对技术社会采取了批评态度——存在主义者都批评技术——但他似乎更不满那些流俗的批评。如果说萨特鼓吹了一些激进的、粗糙的人文精神，那么雅斯贝斯则谈论了一些庸俗的人文精神。雅斯贝斯对技术的批评就代表着流俗而且幼稚的批评，多少有些可笑的是，这种类型的幼稚的人文精神在今天成了幼稚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无非是说，技术坏得很，要拯救这个很坏的技术社会要靠一些充满儿童般爱心的伦理规范或者宗教感觉。显然，我们都能够意识到，这个技术社会如此狡猾、强大，相比之下，那种软绵绵、假惺惺的伦理规范渺小得像个笑话。事实已经证明，那些幼稚的人文精神所以无法用来批评和改造技术社会，是因为这种幼稚的人文精神恰恰是被技术社会所摧毁、所打倒的。
海德格尔头脑清楚得多，他知道“没有哪个人、哪个团体、哪个政治家、委员会，也没有哪一次会议能够叫历史进程刹车”，伦理说教只有“呼吁作用”。而且那些流俗的批评也没有说到点子上。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海德格尔对技术社会的那些存在论水平上的分析显然比对技术社会的一般的伦理批评要深刻得多，但是，他所设想的解决方式似乎同样不能“叫历史进程刹车”。他相信我们特别需要艺术和沉思——大概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沉思。这是不俗的但是也没有什么力量的解决。无论我怎么想象，也看不出艺术和沉思有什么力量能够消解技术社会的危险。虽然海德格尔的解决可能是错误的，但他显然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一点已经使他比许多别的人文学家高明得多。

我们当然都知道技术社会是危险的，但技术社会好不好却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不要某种东西，说它好不好就失去了意义，比如说我们觉得地球的资源少了一些，但是讨论地球好不好是没有意义的，它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技术社会已经来了，退不回去，人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坏了就坏了。技术社会破坏了人的那种“古老而美好的”本质，这说明的不是技术社会是坏的，所以技术社会必须退回去符合人的那种原来的本质，而是说明了人现在没有了本质，所以必须按照技术社会的可能性重新创造一种新的、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本质——这种新的本质也许不怎么样，也没准更好，好的东西不见得一定要和古老的东西一样。
尽管我在情感上也不能完全接受技术社会，但在思想上我完全承认技术社会。很清楚，问题不在于技术社会是坏的，而在于我们现在没有找的好的办法。技术社会改变了人的存在，使人类一下子变成了老人，从现实中被抛出去而又总想否定现实的老人。海德格尔都已经看到：“否定只把否定者自己抛在一边”。由电脑、生物学以及其它可能出现的更离奇的科技所决定的技术社会正在完全改变人的存在形式，人的本质或者“内容”就有些不配套了，但既然人只能在这种新的形式中存在，人就不得不把自己制造成新的人。技术社会虽然不至于把人原来的本质全给“格式化”了，但显然已经破坏了原来本质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人所需要的恐怕不是对原来本质的“修复”，而是用新建的本质去“替换”它。这是现在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同时也是许多别的学科的问题。这决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尤其不是人文批评家表表态就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