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用“因缘生法”分析了宋江杀惜的情节：“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真已深达十二因缘法也。”“十二因缘”指一系列因果关系形成的逻辑环节，金批借此分析小说情节发生、发展、结果之间的关联：宋江起初本不想杀阎婆惜，是婆惜的喊叫让他产生了杀人的念头，而婆惜喊叫又是因为看到宋江的鸾刀。小说之“文”随着事件的内在规律，一环紧扣一环地铺陈开来，形成了一个连续运动、关联紧密的情节序列。这一分析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和自身逻辑，把批评的目光凝聚于小说文本，借“法”的假有性揭示了小说的虚构特征，削弱了作品与现实联系的纽带，将文本作为一个自足圆成的对象来观照，显然有利于发掘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
(二)“格物”与“忠恕”。金批认为，作家要使“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必须“深达因缘”，要想“深达因缘”，就必须“格物致知”，便又涉及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即“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格物”讲的是修齐治平之宏观程序的重要一环，是由内到外之逻辑序列的原初起点，“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金圣叹在这一儒学的命题中注入了佛学的内容，他说：“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认为施耐庵的创作得益于龙树之学，即“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的缘起性空论。格物的前提是掌握“因缘生法”，格之于心就能获得良知，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逐渐由“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但金批之“格物”，既非通常理解的考察客观事物，也不是主张文学源于社会生活，而是“为圣人身通六艺，非物物而格之，只是识得矩字”，把“格”理解为“格式之格”，指作家内心对于情理的揣度功夫，即对情理的开悟。“忠”是指事物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恕”则是指认同以及认识这种具体性与特殊性的根本途径，即“以物种的尺度来建造”。佛典《中论》认为万事万物皆属假有，说它“有”，是肯定其现实存在；说它“假”，是从深层揭示其本质为虚无。金批的“忠恕”思想，深入地揭示了艺术作品与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
金圣叹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他认为“忠”是反思自我的方法，先确证“吾忠”，进一步设身处地，于是延伸为“恕”，“忠恕”是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从“因缘生法”的角度看，事物都由因缘和合而成，认识自我个性须考虑相关因缘，推及他人也要分析相关因缘。致知在格物，格物在忠恕，而忠恕又须掌握因缘生法这一格物与忠恕的前提。作家进行艺术构思，必须充分考虑人物生存的条件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己之心推及他人，“心”临其境，使笔下的人物能“尽人之性”，“任其喜怒哀乐”，从而达到“各自人妙”，于是就涉及另一个相关命题——“亲动心”。
(三)“亲动心”。在揭示作家创作成功的奥秘时，金圣叹提出了“亲动心而为”这一著名论断。“动心”一语，既有深远的儒学渊源(如孟子“动心忍性”之说)，同时亦注入了佛学的内容(如六祖慧能关于风吹幡动的公案)，当然还有明代心学的思想，如“吾心即是宇宙”之论等。金圣叹综合多种思想，把它改造成了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二)“格物”与“忠恕”。金批认为，作家要使“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必须“深达因缘”，要想“深达因缘”，就必须“格物致知”，便又涉及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即“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格物”讲的是修齐治平之宏观程序的重要一环，是由内到外之逻辑序列的原初起点，“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金圣叹在这一儒学的命题中注入了佛学的内容，他说：“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认为施耐庵的创作得益于龙树之学，即“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的缘起性空论。格物的前提是掌握“因缘生法”，格之于心就能获得良知，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逐渐由“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
但金批之“格物”，既非通常理解的考察客观事物，也不是主张文学源于社会生活，而是“为圣人身通六艺，非物物而格之，只是识得矩字”，把“格”理解为“格式之格”，指作家内心对于情理的揣度功夫，即对情理的开悟。“忠”是指事物的具体性与特殊性，“恕”则是指认同以及认识这种具体性与特殊性的根本途径，即“以物种的尺度来建造”。佛典《中论》认为万事万物皆属假有，说它“有”，是肯定其现实存在；说它“假”，是从深层揭示其本质为虚无。金批的“忠恕”思想，深入地揭示了艺术作品与客观存在的辩证关系。
金圣叹说：“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他认为“忠”是反思自我的方法，先确证“吾忠”，进一步设身处地，于是延伸为“恕”，“忠恕”是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从“因缘生法”的角度看，事物都由因缘和合而成，认识自我个性须考虑相关因缘，推及他人也要分析相关因缘。致知在格物，格物在忠恕，而忠恕又须掌握因缘生法这一格物与忠恕的前提。作家进行艺术构思，必须充分考虑人物生存的条件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己之心推及他人，“心”临其境，使笔下的人物能“尽人之性”，“任其喜怒哀乐”，从而达到“各自人妙”，于是就涉及另一个相关命题——“亲动心”。
(三)“亲动心”。在揭示作家创作成功的奥秘时，金圣叹提出了“亲动心而为”这一著名论断。“动心”一语，既有深远的儒学渊源(如孟子“动心忍性”之说)，同时亦注入了佛学的内容(如六祖慧能关于风吹幡动的公案)，当然还有明代心学的思想，如“吾心即是宇宙”之论等。金圣叹综合多种思想，把它改造成了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