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蜀汉。。

三楼作者杜松柏。。

三国时期蜀汉辞赋创作极少被人提及。近年出版的三部论述巴蜀文学史的专著,也未涉及辞赋创作情况[1]。程章灿、胡阿祥等人深入探讨了蜀汉辞赋衰微原因,但对蜀汉辞赋创作情况并未考证清楚,结论不够明确。考索史籍发现,辞赋创作欣赏风气在蜀汉仍然存在,作品也有一定数量,只因特定的历史原因没有流传下来。
一、蜀汉辞赋的社会文化基础
《汉书》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2]这种喜好辞赋创作的风气在蜀汉仍然延续,辞赋成了一般士人基本生存方式之一,在交往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如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3];孙权“命(胡)综作《黄龙大牙》赋”[3],他们把辞赋当成礼品或玩赏品。蜀汉的费祎使吴与诸葛恪“斗赋”[4],秦宓与张温之“斗辞”、“刘琰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等等[4]。
三国文章承袭东汉的风气,文辞整饬,与辞赋相似,蜀汉的一般应用文也有这个特点。如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等,虽以表意为主,但文辞精美,与辞赋有共同的审美特征。蜀汉有大批的“能文”之士,他们理当有一定数量的辞赋作品,尽管不如魏、吴那么繁荣,但绝非无文。
二、统治者对蜀汉辞赋的态度、政策
三国的统治者对辞赋的态度及发展会有一定影响。曹魏历代君王都喜欢诗赋,对辞赋的繁荣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孙权也喜欢华丽文章:“权敕(薛)综祝祖不得用常文,综承诏,卒造文义,信辞粲烂。权曰:‘复为两头,使满三也。’综复再祝,辞令皆新,众咸称善。”[3]125。刘备等人对待诗赋的态度,史籍无明确记载。从当时对文辞普遍的习惯和有关记载来看,刘备、诸葛亮即便对诗赋不感兴趣但也不会反对。诸葛亮本人曾作五言诗《梁甫吟》,《诸葛亮教张君嗣曰》也提到五言诗句:“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其子“(诸葛)瞻工书画”等[4]932,可见诸葛亮并不反对诗赋书画之类非实用的文艺。那种说诸葛亮执行“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的政策不利于文学发展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此处“游辞巧饰”指的不是辞赋,而是杨修、孔融、祢衡等人虚浮的言行。
但是,这都只是君王重臣的个人喜好而已,并未形成政策或制度。统治者喜爱或重视文章,是可以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但绝非主要原因,例如声名远播的王粲《登楼赋》、祢衡《鹦鹉赋》等即非作于曹魏的时空之内,建安文士也非曹魏所培养。曹魏辞赋繁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曹魏处于文化中心区域,此非巴蜀可比。
蜀汉的文化政策与魏、吴并无重大差别,而兴学校、立博士等举措比孙吴做得更早、更完备。有人说“蜀汉的立国方针也间接影响到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导致蜀汉战争不息,国弊民疲,经济呈现颓势。经济的衰退即予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以消极的影响”[4]。
“益州疲惫”(《出师表》)未必不能发愤为诗赋,建安初期的诗赋如王粲《登楼赋》就是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写成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往往有相反发展的现象。蜀汉立国方针自然会影响蜀汉辞赋,但未必就是蜀汉辞赋凋零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其基本国情不利于文学的繁荣、作者身世经历不利于作品流传。换言之,蜀汉辞赋凋零的主因不在于学风、国策不适合辞赋繁荣发展,而是时势之必然。
三国文学的时代精神是“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5]。但包括辞赋在内的蜀汉文章却体现不出“悲凉慷慨”的主题精神。从“属文富艳”的角度来看[6],蜀汉文章也不突出,也不能代表时代文学以及辞赋的发展方向。由于文献缺失,蜀汉文学难呈全貌,但此时巴蜀辞赋没有杰出作家与杰出作品产生却是实情,南朝人就是这样看的。《文心雕龙》论及蜀汉人物仅及诸葛亮、陈寿;《文选》所选蜀汉作品只有《出师表》、《陈情表》,与同时的曹魏差距甚大。


(2)存残句
文立《蜀都赋》:“虎豹之人。”[12]
(3)存目
陈术《释问》七篇[3]1027、费祎《麦赋》[3]1430、李赐《玄鸟赋》[11]2276。
2·类赋之文
彭羕《与蜀郡太守许靖书荐秦宓》[3]、秦宓《答王商书》[3]、姜维《报母书》:“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李密《陈情表》[3]。
以上十一人十三篇。
3·辞赋作者估计
由于作品绝大部分都已佚失,辞赋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以当时“能文”的标准衡量,以当时辞赋创作已成为传统的风气衡量,蜀汉辞赋的作者作品当远不止上列数目。根据相关记载对蜀汉辞赋可能的作者作品数量作一估计,以推知其大致风貌。
(1)史籍明确提到有辞赋作品的作者
王崇“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6]。
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继寿著作佐郎,上廉令。符弟莅,莅从弟阶……皆辞章粲丽,驰名当世。凡寿所述作二百余篇,符、莅、阶各数十篇”[6]。
以上五人。
(2)有可能创作辞赋的作者
许靖往还书信“文多故不载”[3]。
刘琰“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3]。
刘巴“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4]。
马良“兄弟五人,并有才名”[3]。
吕乂“好读书鼓琴。好用文俗吏”[3]。
吕雅“清厉有文才,著《格论》十五篇”[3]。
李朝“字永南;弟邵,字伟南;郪人也。王士,字义强;从弟甫,字国山;文表诸弟也……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其文朝所造也……亦有文才。兄弟三人号‘三龙’”[6]。
常忌“是以作诗著论”[6]。
李密“释河内赵子声诔、诗、赋之属二十余篇……宓六子皆英挺秀逸,号曰六龙。长子赐……少与东海王司马元超友昵,每书诗往返,雅有新声”[6]。“赐字宗石,少能属文,尝为《玄鸟赋》,词甚美。(子)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刘)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11]。
12楼
罗宪“少以才学知名,年十三能属文……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吴,吴人称美焉”[4]。
罗尚“善属文”[11]。
何祗“有才策功干”[4]。
王离“字伯元,亦以才干显。虽聪明不及(何)祗,而文采过之也”[3]。
任熙“好述作,诗诔论难皆粲艳”[6]。
以上二十六人。
三者相加共计四十三人(去重复二人)。
4·关于篇目数量估计
王崇“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6]。
谯周“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馀篇”[3]。
却正“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3]。
文立“凡立章奏集为十篇,诗、赋、论、颂,亦数十篇”[6]。
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上《官司论》七篇……又上《释讳》、《广国论》……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继寿著作佐郎,上廉令。符弟莅,莅从弟阶……皆辞章粲丽,驰名当世。凡寿所述作二百余篇,符、莅、阶各数十篇”[6]。
以上诸人著作篇数都在数十以上,他们在蜀汉辞赋数目当不止一篇。
以四十三人平均每人可能作数篇计,即西晋初年蜀汉辞赋总共篇目当在百篇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较为可观了。
五、入晋后蜀人身世沉沦与作品流传
这些作品遗失殆尽,除了作品本身不能完全体现出时代潮流的因素之外,还有以下更为直接的因素所致。


作者简介:杜松柏(1965-),男,四川达县人,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赖赖辛苦转载~~
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 =
不过我也是感觉这和刘备、刘禅的文化水平有关。。。
唔。虽然他们也没抑制，但是上行下效，总有一定作用。。。
主公没什么喜欢，下面人狂写也得不到赞赏，还不如做点主公喜欢的事情。。。吧。。。

哈哈~主公好骑射，后主爱促织。都是不务正业的，蜀国政务大半都是丞相在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