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阴符经》行世后，从唐代至晚清均不乏好事者对它进行研究和作注，但由于《阴符经》既佚作者姓名，又未标明成书年代，加以经文古奥，含意隐晦，使人难于理解，故众说纷纭，存疑颇多。拙文拟就有关《阴符经》的发现、传本、成书时代、作者以及它究属哪家的著作、应当如何评价等问题，试为论证。一、李筌⑴是否《阴符经》的最先发现者?
　　《阴符经》旧题黄帝撰。《战国策》谓 ”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谓“苏秦得周书阴符”，“阴符”之名，始见于此。但《汉书·艺文志》未录以“阴符”为名的经籍，而仅有《太公谋》八十一篇、《太公言》七十一篇、《太公兵》八十五篇。至隋代，《隋书·经籍志》始录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周书阴符》九卷，但均不称“经”，亦均不题“黄帝”。至唐代，《新唐书·艺文志》首次著录《集注阴符经》一卷、张果《阴符经太无传》一卷、张果《阴符经辨命论》一卷、韦弘《阴符经正卷》一卷、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
在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下面注谓：
　　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于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本，题云： “魏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按此注系据李筌经注序，序中说：少室山达观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壁中得阴符本，素书朱漆轴，以绛缯缄之。封云： “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应手灰灭。筌略抄记。虽诵在口，竟不能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凿髻当顶，馀发倒垂，弊衣扶杖路旁，见遗火烧树，自语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是《黄帝阴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周甲子矣。”……乃坐树下说阴符玄义。与此同一说法的还有《集仙传》和《神仙感遇传》。正由于李筌扬言是他发现《黄帝阴符经》，并且伪托骊山母授阴符玄义而作经注，因此便造成了李筌是《黄帝阴符经》的最先发现者或李筌就是该经造作者的说法；加之宗教传记的神秘渲染，这种说法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了。
　　考《唐书》无李筌传记。《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著有《太白阴经》。《神仙感遇传》中说他曾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丞，有将略，著《太白阴经》十卷、《中台志》十卷。说他当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显，意人名山访道，不知其所之。又《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序》记载，李筌在唐永泰四年⑵为河东节度使。《进太白阴经表》记载，李筌在唐乾元⑶二年为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从这些记载来看，李筌是唐玄宗前后时人。
　　可是在唐高祖武德七年欧阳询所编修完成的《艺文类聚》中，便在 “木部上”引有“阴符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的句子。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五著录有《欧阳询帖》，末行题《黄帝阴符经》，“贞观十一年丁酉岁九月书与善奴”。另，《随隐漫录》卷五记载常州澄清观有褚逐良《阴符经》；《楼钥玫瑰集》卷七二有褚遂良《阴符经跋》；邹沂⑷《黄帝阴符经注解》中说，褚遂良得太极真人所注本于长孙赵国公家；明汪珂玉《珊瑚纲》卷二十，王弇州《褚登善阴符经跋》说：“阴符经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后奉命书百七十卷，今石刻存者，贞观六年行草一卷，永徽五年正书一卷，而欧阳渤海亦有贞观六年正书一卷，皆绝妙”。这都说明在李筌进书之前，已有《黄帝阴符经》行世，不然，欧阳询何能引述经句子唐初武德之时?欧阳询、褚遂良又何能书帖于唐贞观、永徽之年呢?尽管欧阳询、褚遂良书帖之事未必确实⑸，但欧阳询《艺文类聚》所引，实见于卷八十八、木部上，字句一点不差，这岂是偶合?!既使如《黄帝阴符经疏序》这样的渲染神秘之作，也以曲折的形式反映出骊山下一老母亦知有《阴符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句。所以我认为在李筌作经注之前，在唐初便已有《阴符经》行世了，不过传本极少，藏之甚秘，知道的人很少。自从李筌得传本并假托骊山母授阴符经玄义而作注解后，影响扩大，加之好事者为抬高《阴符经》之尊严与李筌身价，渲染以神秘色彩，这便造成了李筌首先发现或者造作《阴符经》的错误说法。


《黄瑞节附录》还说：
　　按骊山老母注与蔡氏本， “我以时物文理哲”为书之末句，褚氏本与张注本其下有二十一句百十四字。这说明所谓褚遂良传本，更是他人伪托而晚出。因为褚氏本、张注本后有增补文字。
再据清永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阴符经考异一卷》中说：
　　(朱子)语录载：闾丘次孟论《阴符经》“自然之道静”数语虽六经之言无以加，朱子谓闾丘此等见处尽得，而杨道夫以为《阴符经》无此语。盖道夫所见，乃骊山老母注本，以“我以时物文理哲”为书之末句，故疑其语不见于本经也。这说明明代学者杨道夫(慎)也认为“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的文字非本经之文，乃后人所增，凡在“我以时物文理哲”后增加二十一句百十四字的传本，便属晚出本，并非本经。我认为杨道夫的断语较合实际。今考察其前后文句含意，其文字风格与含意均有所差异，前文是黄老学派的哲学思想在政治、军事斗争方面的运用与发挥，属于道、法、术思想之融合体，而后文则纯系讲阴阳相推相胜，属演《易》，乃是后人书于原经文后的心得。两者内容虽有联系，但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况且在明《正统道藏》中，所辑《阴符经》注本，如赤松子等十子《黄帝阴符经集解》、侯善渊《黄帝阴符经注》、俞琰玉吾叟《黄帝阴符经注》、任照一《黄帝阴符经注解》、黄居真《黄帝阳符经注》、沈亚夫《黄帝阳符经注》、蔡氏《黄帝阴符经解义》、肖真宰《黄帝阴符经解义》、唐淳《黄帝阴符经注》、刘处玄《黄帝阴符经注》，其经文亦均起“观天之道”而终“我以时物文理哲”。故可肯定，《阴符经》的原经文是起“观天之道”而终“我以时物文理哲”。又，上列传本，经文亦不尽一致，作注者以己见修改、增加文句，造成混乱，使读者莫衷一是。如李筌《经注》中“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句，有的注本作“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星辰陨伏”，或“天发杀机，星辰陨伏。地发杀机，龙蛇起陆”。按，在“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之后，经文为“天人合发”，明明是“天”“人”相对而提，讲的是天人之际的关系，并未把“地”排列进去，因而修改为天地人三才并列，显然失原文意旨。再如李筌《经注》中“天人合发，万变定机”句，有的《经注》作“天人合德，万变定基”，或“天人合发，万化定基”。明明“天人合发”是指“天发杀机”和“人发杀机”，要在天人合发杀机的社会形势下，在万变中当机立断，掌握时机、决定机谋。后两《注》显然是对李筌《注》经文作了修改，这样，便弄巧反拙，失原意远矣。因而我认为那些与李筌《经注》经文不同的传本，虽然都是宋以前已有，但均属晚出本。现存李筌《黄帝阴符经疏》“我以时物文理哲”句前的经文，才是在唐代中叶行世的《阴符经》的基本面貌，亦即《阴符玄义》的基本面貌。
经文为：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变定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馀，至静则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三、成书时代及其作者 ?


　　《阴符经》出现于唐代，但成书时代及其作者，则属悬案，历代不少著名学者虽有所议论，可是说法不一，相互抵梧。
　　宋黄庭坚《山谷题跋 ·跋翟公巽所藏石刻》⑽中说：
　　《阴符经》出于唐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其文奇古，反诡谲不经，盖糅杂兵家语作此语。又妄托子房孔明诸贤训注尤可笑，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阴符经一卷》中说：
　　右唐少室山布衣李筌云：《阴符经》者，黄帝之书。或曰受之于广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黄帝与风后玉女论阴阳六甲，退而自著其书。
　　宋朱熹《阴符经考异》中说：
　　《阴符经》三百言，李筌得于石室中，云寇谦之所藏，出于黄帝。河南邵氏以为战国时书，程子以为非商末即周末。世数久远，不得而详言。以文字气象言之，必非古书，然非深于道者不能作也。 ……或曰此书即筌之所为，得于石室者伪也。其词支而晦，故人各得以其所见为说耳。筌本非深于道者也。是果然欲?吾不得而知也。
　　《朱子遗书 ·阴符经考异》中庐陵黄瑞节附录：
　　邵子曰：《阴符经》七国时书也。伊川程子曰：《阴符经》何时书 ?非商末则周末。若是先王之时，圣道既明，人不敢为异说，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众，既不知道之所趋，故各自以私智窥测天地，盗窃天地之机。又曰：《老子》甚杂，如《阴符经》却不杂，然皆窥天道之未至者也。……以愚观之，商自帝乙前多贤君，乱独受尔，先王之道未散，下无特为书者；周末文敝，百家竞出，虽大道既隐，而实各有所闻，邵子专指为战国时书，宜可信然。非战国尝为人用者也，意者山林之士作欤，亦可大奇矣。
　　明胡应麟《笔丛·四部正伪》中说：
　　……杨用修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书则既盛行当世，筌何得托于轩辕?意世无传本，遂良奉敕录于秘书，人不恒靓也。余按《国策》，苏秦于诸侯不遂，因读阴符至刺股，则此书自战国以前有之，而《汉书艺文志》不载，盖毁于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未知孰是，当居一于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权术，而《阴符》兼养生。夫《阴符》实兵家之祖，非养生可概也。此书固匪黄帝，亦匪太公，其为苏子所读则了然。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阴符经》中说：
　　此书言虚无之道，言修炼之术，以 “气”作“炁”，乃道家书，必寇谦之所作而筌得之耳。其云得于石壁中，则妄也。……或谓即筌所为，亦非也，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 ·阴符经》中说：
　　……此乱世之书也，奈何欲上污古圣也哉! 《史记》：“苏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 《索隐》引《战国策》谓：“《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或即《太公兵法》?然《风后握奇经》传有吕尚增字本，此《阴符经》义殊不类，而以为出于黄帝，殆所谓无稽之言也。(《此君园文集》卷二十五)
　　眉按： ……杨慎谓：“《阴符经》盖出后汉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吴武陵《上韩舍人行军书》有“禽之制在气”一语；梁肃《受命宝赋》有“天人合发，区宇乐推”一语；冯用之《权论》、《机论》两引用之。此外绝无及之者。”(《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可知唐人见此书者极少，而慎犹疑为汉末人作，何也。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道家类·阴符经解一卷》中说：
　　案《隋书 ·经籍志》，有《太公阴符钤录》，又《周书阴符》九卷，皆不云黄帝。
　　《集仙传》始称唐李筌于虎口岩石室得此书。题曰：
　　“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已糜烂。筌抄读数千篇，竟不露其意，后于骊山迁老母，乃传授微旨，为之作注。其说怪诞不足信。胡应麟《笔丛》，乃谓苏秦所读即此书，故其书非伪，而托于黄帝，则李筌之伪。考《战国策》载，苏秦发箧得《太公阴符》具有明文。又历代史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而《黄帝阴符》人道家，亦足为判然两书之证。应麟假借牵合，殊为未确。


　　嘉锡案： ……昔晋哀帝兴宁二年，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狱魏夫人下降，授弟子杨羲以上清真经，使作隶写出，以传句容许谧并第三息许拥，事见《真诰·运题象》，于时所出道经甚多，《黄庭经》即出于是时。……其后杜京产将诸经书往剡南，吾疑《阴符经》即为此辈所作。以其有强兵战胜之术，故京产弟子孙恩，遂因之以作乱。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阴符经》中说
　　……清眺际恒曰：“必寇谦之所作，而筌得之耳。”……王谟“《阴符》是太公书兵法，以为黄帝书固谬。余则谓其文简洁，不似唐人文字，姚、王所言甚是。特亦未必太公或寇谦之所作，置之战国末，与《系辞》、《老子》同时可耳。盖其思想与二书相近也。
　　上述诸家之判断，廻然不一。有商末、战国、战国末、后汉末、晋哀帝时杨羲、北魏寇谦之、唐李筌等诸种说法。究竟何说较切合实际呢 ?我认为，著作与历史条件、思想源流以及时代文字风格，均有密切关切。在商末，不可能出现如“天有五贼，见之者昌”、“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禽之制在炁”等这样高的思想水平与文字水平的作品。汉代，特别是在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基本上已成为统治思想，影响政治、文化各领域，不大可能产生一部不涉及“刑德”，不提“仁义”，摈弃“礼乐”，只强调天道、法、术思想的著作。晋代的杨羲，笃信道德，伪托神仙下降造作经书，讲究的是炼养与符录，不是对黄老学派的哲学思想有深研者，更不是运用黄老哲学思想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理论家与实践者。
　　北魏寇谦之，也曾造作道经，他主要是提倡宗教礼度，改革天师道 (或称五斗米道)，是新天师道的领袖，也不是深研黄老哲学与军事思想的人。唐代的李筌，对黄老之学及军事理论是有较深的研究，且唐高祖武德之后，朝廷亦累有求书之举；但在朝廷对文籍细加整比之下，李筌未必敢托古造作这种有一定煽动性的经书，同时他也写不出这么意深文简的文章；况且在李筌《经注》本行世之前，欧阳询《艺文类聚》早已引用《阴符经》中“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句，故显然非李筌所作。我认为《阴符经》成书时代，还是梁启超所谓“置之战国末”的论断，较为切合实际。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新起并取得巩固地位的社会转变时期。早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由于诸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不平衡，便出现了强国兼并弱国，诸大国相互争霸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经诸侯长期争霸，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激烈斗争的形势。强者力谋扩张而统一天下，弱者力图自卫以求存，各施纵横捭阖，相互斗智斗力，形势错综复杂，战争烽火连年。这时候诸侯都想在剧烈的斗争中制胜，各自广罗策士，热衷权谋。在这样的客观社会形势下，讲究政治、军事、权谋的各种学说，得到了发展。伊川程子就曾说：“若是先王之时，圣道既明，人不敢为异说，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众，既不知道之所趋，故各自以私智窥测天地，盗窃天地之机。”⑾意思即是说《阴符经》乃战国乱世之书。我认为把作品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见地的分析方法。这么说，《阴符经》是否就是七国时的作品呢?我觉得也还不是。从《阴符经》论说人事必须暗合天道与“天人合发，万变定机”的思想内容看，是战国时期复杂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但从全篇经文的思想内容看，它显然是道、法、术诸子思想的融合体，是战国末期的作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封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出现 “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历史时代。所谓“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学派，在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天与人、名与实、人性善恶、宇宙本体等问题方面，各派代表不同的级级、级层，反映出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方面的分歧和对立。长期“七雄”争霸，西方的秦国最为强盛，由秦统一全国，已成必然趋势，这种趋向统一的形势，也反映到思想领域上来，即各家思想也出现调和、融合的现象；同时由于“学在官府”的瓦解，游说之士可以自由往来诸国游说、辩论与著述，创造了学术交流的有利条件，所以到战国末期出现了《韩非子》。韩非(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把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术”、“势”结合起来，为秦王提供了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理论。其后又有吕不韦，要他的幕客汇编《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容纳了各家的学说，形成了“杂家”。我认为，《阴符经》是以重视“守时以行”的稷下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为基点，融合了“法”、“术”、“势”、“兵”、“阴阳”等诸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因而它可能是成书于战国末期。


收集的资料很全，居然有没回复倒是挺奇怪，且不管他真伪难辨，其中玄妙只作为悟道第一本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