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希特勒平反－－他根本就没做错

他没什么错，他有管理国家的才能杰出，也有出神入化的军事才能，他的优点恐怕不是你我能够列举的，可能他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缺点吧。

战争，伤亡，损失。。。。。。。。

有时候发现自己很脆弱，特别是在战争面前，
现在的中学生，珍惜和平才对，惟有使祖国更强大�

不同意3楼的说法，战争是否正义都是战胜国来决定的，所以战争本身就没有正义可言

希特勒本没有错,错的只是战争输了

可是没有人一生都没做过坏事的 ,无论多么善良的人, 为了生存都要夺取动物或植物的生命, 怨恨别人憎恨别人连伤害别人的事也有,不过应该没有人想做这种事的, 如果那样都算是罪孽的话那活着都算是罪孽了

先看一下： 
http://post.baidu.com/f?kz=94897438 .有很多破口大骂希特勒的人，实际上根本就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以讹传讹；很多声称崇拜他的人也往往如此，对第三帝国的政策一无所知－－鸟中充兽，兽中充鸟�

还是引用拿破仑的那句话“历史是胜利者编织的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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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吃饭时想起来一个奇怪的问题。 
人们都说，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的。 
但我不这么想。何为邪恶？何为正义？大部分时候是很难有个准确的定论的。当然像某倭国侵略是显而易见的邪恶，这个不算在内。 
胜利者当然会说，看吧，我是正义的。 
然后就有了这么一个定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反了，完全的反了，本末倒置。 
实际上是，战胜者必然成为正义者。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尼采如果活着也会同意我的说法。 
那么希特勒就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是魔鬼吗？杀一个人的，是杀人犯；杀一百个人的是杀人恶魔；杀一万个人的战争犯；但是，杀成千上万的人的，就将成为英雄；杀死所有非议者的，就将成为救世主。 
希特勒，我觉得很可悲，很可惜，只差一步他就是正义，他就是救世主。 
他不愧是尼采的好徒弟啊，值得尊敬。 
真的，一个人有如此大的力量，不论是魔鬼还是英雄都该值得敬仰。 
他很有人格魅力。

英国学者A.I.P泰勒在他那本震撼西方学界的论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以这样一个论断结束全书： 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 

本著有关希特勒的这一章节，拟在泰勒先生此著结束的地方开始，并且将那个惊世骇俗的论断稍加修改，使之获得应有的彻底：在人类历史上，希特勒除了是那个叫做尼采的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在尼采向人类宣布上帝已死的时候，他借用查拉图斯拉的名义扮演了上帝；而同样的戏剧性，在希勒特却直到他失去生命终了还未被他和世人所明确意识到：在一个号称上帝缺席的世界上，查拉图斯拉供希特勒之手在人类历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当时没有为人意识到，是因为战争的胜利者都忙于将自己奉献为英雄，顺便把失败者定为罪犯；今天没有明确这一点，是因为世人认同了胜利者的审判，从而将历史十分轻松地读解为好人坏人的故事；有一个叫希特勒的恶魔，纠集了所有的坏人悍然入侵，于是地球上所有的好人群起反抗，打败了坏人及其首犯希特勒，按照这样的故事框架，人们顺便批评一下张伯伦那样的绥靖主义者，其错误在于姑息希特勒的种种作孽；然后顺理成章地表扬和赞美罗斯福、邱吉尔连同斯大林在内的战争领袖，其业绩在于拯救了世界拯救了人类。历史就这样按照胜利者的尺度而不是按照泰勒那样的历史学家的原则被构筑起来，其性质一如在交战期间双方构筑的工事壕堑，既围着道德铁丝网，也架着毫不留情的道德机关枪；致使后人一跨进这段历史，除了义愤填膺一番外一无所获，其效应一如曾经风靡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 

面对这样的历史工事，有必要回顾一下荷马史诗，我指的是《伊里亚特》有关特洛伊战争的全部描述。同样是一场战争，在描述者没有好人坏人的判断。杀死赫克托耳的阿喀琉斯是英雄，同样，被杀的赫克托耳也是英雄。英雄与否，并不以取胜者的意志为转移。倘若人们将这样的描述标尺引入二战历史，那么他们就会为这样的问题感到困惑：为什么希特勒被定为战争罪犯，而斯大林却没有被诉诸同样的审判？后者在1939年的德波战争中获得过同样的利益，并在1945年以后对东欧做了希特勒在1939年之前做过的两样事情。正如《伊里亚特》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中的人物几乎全都是英雄一样，在二战前后的各国首脑几乎全都是战争罪犯，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春秋无义战。二战正如泰勒先生在他那本名著中所分析的那样，又何曾义过？各国首脑出于各自的集团利益，共同推动了这场战争，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所以泰勒先生十分正确并且不无幽默地把希特勒的全部过错归之于他是一个德国人。 

与《伊里亚特》中的英雄之战和二战历史的利益之战的不同性质相应，前者的战争起因于海伦这一审美象征，后者的战争动力则全在于各自的私利和物欲。前者类似于一个神话故事，诸英雄头上飞翔着诸多神祗。后者则是一份记载了人类耻辱的历史记录，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的每一个政治家身后都站立着相应的思想家。《伊里亚特》所具有的全部诗意，在二战中全然为严峻的历史文化事实所取代。文化的历史形象有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正如亚历山大身后显而易见地站着亚里士多德，拿破仑身后显而易见地站着卢梭和歌德，希特勒身后显而易见地站着尼采（也许还应附带上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然而人们忽略的是张伯伦、达拉第，罗斯福身后的诸如培根、洛克、笛卡尔、伏尔泰、孟德斯鸠、杰佛逊、杜威等等一大批思想家所代表的欧美近代文化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在二十世纪的衰败，连同这种衰败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枯竭。当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英美诗人艾略特分别以里程碑式的长诗《恶之花》和《荒原》标记出这样的衰败和枯竭的时候，历史学家却没有想到这种枯衰集中体现在他们所关注的那些欧洲（连同美国）政治家身上。他们搜集大量的资料或编造大量的他们称之为史实的东西，力图为每一个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欧美各国政治家树碑立传或者下一个道义上的判断，但他们全都无视或没有能力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些政治家们造就了他们后来再三诉诸道义批判的希特勒形象，一如德国人民和德国政治家一起选择了希特勒作为德意志民族的领袖。希特勒这样的历史人物从个人秉赋上说是从天而降的，或者说是从尼采那部名著《查拉图斯如是说》中走出来的。但就其形象的确立而言，恰恰基于世人的选择，世界的光明或黑暗，来自世人心中的取向。《圣经·旧约》一开头就标明这样的事实：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选择的这种真实性在芸芸众生也同样如此，人们说要有上帝，于是就有了上帝；或者，人们说要有魔鬼，于是就有了魔鬼。希特勒形象的确立，首先是德国人说的，然而是当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美国等等几乎所有的欧美诸国《包括德国在内》的政治首脑们异口同声地铸成的。二战之后，人们只消稍加思索就会为这样的怪事感到吃惊；无论就国家的实力还是就个人的出身教养，张伯伦那样的政治家都没有理由惧怕那个国力尚未恢复的德国元首，从而在那个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和前奥地利下士面前卑躬屈膝。对此，泰勒先生曾经在国家利益的基点上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唯物主义的心理分析，而我想在此探究的却是文化心理上的成因。

希特勒之于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国家，不啻是由于利益需要，而且还出于其文化选择。或者说，因为德国人和欧洲人说要有希特勒，于是就有了希特勒，这是一个与《创世纪》同样的故事，只不过发生在西方文化的末世。 

当斯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作出了先知般的预言时，同样一个德国人尼采宣告的是上帝死了；另一个德国人海德格尔指出了存在的阙如或曰人类历史诗意的丧失，再一个德国人爱因斯坦在没有任何实验的前提下发表了既非经验主义亦非理性主义的相对论科学论文，如果可以算上前一个世纪的康德、黑格尔，连同共产主义革命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可以算上德语国家的弗洛伊德医生和先知作家卡夫卡，还有那位同样出生于维也纳的哲学家维持根斯坦，那么几乎可以说，由法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叶经由小说（缪塞）、诗歌（波德莱尔）、音乐（德彪西）、绘画（凡高、高更、塞尚、马蒂斯）所朦朦胧胧感受到的二十世纪，由德国人从哲学、科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角度勾勒出了一个十分清晰的轮廓。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世纪的文化精神形式是由德国人指出的是一点不过分的。也就是这样的意义，说希特勒有关德意志民族放牧自我夸张并非毫无根据是成立。希特勒的盲目只是在于他将这种自豪归之于血液和种族，从而忽略了他的同胞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再三阐释和不断强调。尽管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但他对历史的感知和把握都是通过瓦格纳的音乐抵达的。正如他在历史上稀里糊涂地饰演了尼采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中扮演过超人角色一样，他的超人之处在于他十分自觉地将瓦格纳音乐由旋律变成他的精神血液从而主宰了他的全部精神命脉进而影响了德意志民族连同整个欧洲政治舞台。希特勒的超人角色的悲剧性在于，他试图扮演耶和华，而实际上却不是耶和华，只不过是一个以意志而不是以灵魂力挽狂澜的查拉图斯拉。由于这种关键性的错位，与之相应的种种作为便或多或少地带有喜剧成份；比如，他选择日耳曼民族作为诺亚，选择德国做方舟，并且携带着战争的大炮，向二十世纪进发。 

然而，这种戏剧性的另一面却在于德意志民众放牧心理倾向和文化选择上。在希特勒之前，德国政治舞台上出现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但被德国民众否定了；然后又站立起一个类似于英美民主政体那样的共和国，但又被德国民众和德国政治家一起共同否定了；最后，他们的火炬游行仪式，欢欣鼓舞地确立了希特勒的执政。整个过程一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欢乐颂》的主题几经选择，几度否定，最后一锤定音，导入欢乐的高潮。在此，如果硬说德国民众是无辜的，那么希特勒也同样无辜。或许是看出了这种双重的无辜。当时在世的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才将自己的立场诉诸默认而不是抗议。 

事实上，斯宾格在《西方的没落》一著中的预言，并未被西方人广泛地意识到。如果说德国人曾产生过这种末日感的话，那么那只不过是一次战争的败北而带来的创痛和沮丧。然后他们渴望一个严厉的父亲。不再象基督那样仁慈博爱，而是象耶和华那样电闪雷鸣。当年路德对基督连同教会的种种批判，在此结出了历史的果实。如果说，德国民族的这种心理渴望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仅仅是一种理论代偿，在俾斯麦时代仅仅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那么在希特出现的时候却已经荡集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心理浪潮；顺便提一下，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认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原则：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从而由此引出暴力革命的学说。尽管德国民众渴望的父亲不是由《圣经》指引而是由尼采预告的，但当希特勒站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并不怀疑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父性形象，他们认为他们的种种苦难，尤其是战败后的赔款和屈辱、萧条时期的饥饿和寒冷，都由于希特勒的出现消失。至于这位父亲的种种严厉和暴虐，他们不仅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而且认为理应如此从而乐于接受。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被钉上十字架的殉难者，而希望看到一个说要有什么于是就有了什么的救世主。尤其是当希特勒呈示出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解除了凡尔赛条约的层层枷锁，合并奥地利，向东推进德国领土等等一系列成功的政治举措和外交胜利之后，他们心目中确立的父性形象更加坚定不移，总而言之，德国民众对于他们所塑希特勒形象，不是羞羞答答的不同，而是一种坚定不移的选择。因为这不是姑娘辨认情郎，而是儿子对于父亲的寻找，父亲的严厉不仅没有使儿子感到耻辱，而且使儿子为此自豪，有了一个成为男子汉的方向。换句话说，战争的失败非但没有磨灭德国人的斗志，反而增添了他们寻衅打架的勇气，前提只是有个威严的父亲领导他们前进。应该指出，他们此刻已经完全忘记了歌德的那句格言：永恒之女神，引导我们前行。

作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精神续篇，《我的奋斗》将超人的孤独诉诸了一种对欢声雷动的广场效应的期待。前者设定的听众是抽象的人类，后者面对的听众是具体生动的德国民众乃至整个二十世纪欧洲。这种承继性的转换表明：超人不再是一个精神指向，而是一股行动的力量。于是，那个叫做意志的东西不再作为一种思维蜇伏在书斋里，而是附在浮士德身上随着梅菲斯特一起走出书斋，走进历史，走进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准备一展抱负。这种意志犹如一头强劲而凶猛的豹子，当它被关在思想的栅栏里，它仅仅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但当它一旦走出思想的禁地而步入历史行动，它就成血与火的象征，将审美推入一种恐惧和颤栗的生命体验。虽然人们更愿意在书本中或银幕上体偿这种体验，但豹子一旦走出栅栏，体验的间隔与否就由不得体验者的选择了。当洪水来临时，你是否有幸象诺亚那样被置身方舟之中，完全取决于上帝的安排。同样，当意志如同猛兽一般向人类走来，又有谁能够请他回到书本里去？ 

然而，是否能够勇敢地面对豹子的利爪是一回事，是否能够公正地论说豹子又是一回事。诚如泰勒先生在他论著中所表明的那种治学立场：“从希特勒掌权的那天起，我就是一个反绥靖者，而且毫无疑问，在类似的情似下我还会再次成为反绥靖者。但是，这一点跟历史写作毫不相干。”当意志哲学以豹的形象步入历史成为一种独裁政治时，抵抗比顺从更具备人的自信和昂扬，而当这种独裁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后，公正的论说比道义的审判更具有人文意义上的独立和自由。作为一种文化著述面对其历史对象，既不是一件法律事务，也不是一个道义裁决，而是一次科学揭秘的危险和一种阐释权利的自我实现。而且，如同面对独裁政治一样，这同样是需要具备勇气的态度。人性意义上的软弱，通常使人们面对暴君时希望出现方舟，面对公众舆论时，又希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不为道德洪水所吞没。于是，在暴虐时代，人们和暴君一起奸了历史；乃至事过境迁、人们又在一片对暴君的谴责和审判声中隐瞒了历史的真相。比如，由于希特勒的虐犹，所有歧视犹太人的欧洲人皆得到了开脱，仿佛犹太人在欧洲的苦难遭遇只是希特勒及其纳粹分子的作孽，而人们在观看《威尼斯商人》时，照样可以发出不可遏止的洪亮笑声。 

其实，作为《我的奋斗》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许诺，虐犹，既不是希特勒的发明，也不是出自希特勒公报私仇式的个人恩怨，而恰恰就是希特勒对德国民众乃至欧洲中产阶级和老式贵族在心理上的一种不动声色的迎合。我不知道英国人向希特勒虐犹行径投掷过多少道义的谴责，但我敢肯定的是，不会有一个英国人哪怕清醒如泰勒先生，将这种道义谴责指向莎士比亚。因为犹太人的悲剧，早在几百年前就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之中，尽管夏洛克向安东尼奥索取的那磅肉在法律上是成立的，有双方的契约为证；但由于法官机智的偏袒，企图赖帐的贵族便有了道义的光圈，而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商人却成了下贱的无赖。虽然很难确定在那个美丽聪明的法官和严厉冷酷的希特勒之间有什么精神上的历史渊源，但夏洛克在莎氏舞台上的割肉要求，在几百年后的欧洲大地上却遭到了以几百万条生命为代价的回报。如果说夏洛克的败诉是基于法律的判决，那么犹太人在二十世纪的这场灾难是不是与夏洛克的败诉是基于法律的判决，那么犹太人在二十世纪的这场灾难是不是与夏洛克的败诉有关呢？难道在现在观看《威尼斯商人》时发出的充满快意的笑声和几百万犹太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哭喊之间没有丝毫逻辑关联和命运含义么？正如歌德的《浮士德》预示了希特勒时代的历史方式一样，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预告了犹太人的欧洲的灾难性命运。经典的文学名著之于历史，就好比来自无意识的梦幻之于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一样，不仅真实，而且具有实在的预言意味。在这种意义上，希特勒沉缅于瓦格纳音乐就好比拿破仑携带《少年维特之烦恼》四处征战一样，乃是一种历史上的大征服者之于历史的触摸方式和把握秘诀。也就是这种意义而言，当张伯伦前往慕尼黑会见希特勒时，在其潜意识里很难说一点没有安东尼奥求助于波西娅法官的剧情在作怪。

以张伯伦为代表的一代欧洲政治家，便是在如此支离破碎的文化背景下黯然出台的。 

不能说这批政治家就是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但他们在气势上却已与小公务员相去不远，只是在谈吐礼仪上尽量保持着盖伯雷厄式的优雅。正如德国人渴望一个耶和华式的父亲一样，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企盼着一个阿提式的英雄。不管这是不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理性自信丧失后导致的对意志的朦胧向往，但这种企盼本身在当时的这批政治家的确无疑于一剂精神上的壮阳药。而且对于张伯伦他们来说，这样一个国际英雄除了对他们的卑怯心理具有疗效之外，还可能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比如给纷乱的欧洲带来协调和平衡，给突然冒出来的苏俄政权予以有效的打击，如此等等。这在他们都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且更为心照不宣的是，这个英雄可以被他们用来处置一些他们自己不愿沾手的不太体面不太文雅的事务，比如虐犹。英国绅士可以在剧院里面对《威尼斯商人》哈哈大笑，但他们不愿想象德国冲锋队员那样去对犹太人拳打脚踢。他们认为这是应该由那位流浪汉出身的德国元首出演的一个节目。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充当体面的观众，而且可以顺便在国际看台上拥有道义的高尚和自豪，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绅士心态，张伯伦奔走于欧洲政治舞台，他的努力是想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秩序井然的古罗斗兽场，从一个笼子里放出希特勒，从另一个笼子里放出斯大林，在这两头巨兽拼搏之前，让大家先欣赏希特勒的虐犹表演；至于大英商国，则被张伯伦置于最佳观众席。张伯伦坚信，一场斗兽之后，英国观众不仅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一如美国人在二战后的巨大盈利那样），而且还可以使他们脆弱的理性获得来自意志的治疗。张伯伦在希特勒跟前的唯唯诺诺，虽然苦于中气不足，但骨子里倒也不乏谋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对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原则烂熟于胸的英国首相。他比邱吉尔更懂得什么叫勇敢什么叫鲁莽，在他看来，勇敢不在于跳入斗兽场，而在于将自己勇敢地置身于看台上，按照这样的勇敢原则，张伯伦签定了慕尼黑条约，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时完成了希特勒的国际政治形象塑造。作为欧洲人文主流的理性传统，在张伯伦的政治手腕上被推到了极致的精明和同样极致的无耻。也许正是这种理性的滑坡，才导致罗素的整个逻辑实证主义在维持根斯坦面前的解体。当然，正如希特勒在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之前并不知道德国和德国人民需要他一样，他在而对欧洲国际舞台时也同样盲然于英国考察队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那种象征性的文化背景。及至张伯伦向他证明了他的力量之后，希特勒才彻底领悟了他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所扮角色。如果说他曾经凭借着瓦格纳的音乐成为德国人的领袖的话，那么他此刻意识到这种旋律对于欧洲对于全世界同样具有无可抵挡的征服力。理性的枯萎、文化的没落，使欧洲处于一种渴望吸毒的状态，而希特勒正好向他及时提供了意志这一毒品。文化的极度疲惫，使意志形象闪闪发光；相比于张伯伦手中的那柄雨伞，希特勒的皮靴充满活力。尽管希特勒如同鄙视将他拉上台的德国前总理巴本一样地蔑视完成了他那欧洲霸王形象塑造的张伯伦们，但彼此之间的默契确实是达成了。双方谁也没有想到，当他们如同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共同面对波兰的时候，那个充满诗意的民族不是用大脑而是用骨头思考问题的。波兰人的愚钝和固执不仅触犯了希特勒不想被触犯的意志，而且破坏了张伯伦精心设计的整个理性主义气息十足的绥靖局面。要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飞回伦敦时向英国民众宣布的大功告成一说并不是虚幻的，就象希特勒通过张伯伦领悟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张伯伦也从绥靖的得逞上看透了希特勒的心思。这种默契如同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是一种在虚弱的理性和强横的意志之间巧妙地达成的均衡。它不仅经不起理论推敲，也无法诉诸道义的检验。因此，它一旦被打破，人们可以象谴责希特勒的蛮横一样指责张伯伦的软弱，或者以指责张伯伦的软弱加强抨击希特勒的道义力量。因为支持这种谴责和指责的有力证据，乃是波兰人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道义和意志一样，在战争前面具有不可理喻的非理性色彩。张伯伦形象是在这两股非理性的力量的夹击下身败名裂的。尽管同样的处境交付当时欧洲任何一个政治家未必会处理得比张伯伦更成功，但既然意志已经向波兰开了战，那么道义就可以尽情地践踏可怜的张伯伦，一如在乔伊斯那篇小说中，死者的爱情摧毁了盖伯厄的全部自信和全部尊严。经过这样一番不无荒诞的文化心理消耗，二战以后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自然成了历史的逻辑必然。张伯伦的理性主义与希特勒的意志哲学在二战中同归于尽，人们在以美国为象征的强大的特质文明面前，或者痛哭流涕、或者哆哆嗦嗦地捡起战后残存的文化碎片，补缀出一个被称为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其中既不乏重建小公务员之自信的勇气，又带有聊胜于无的文化虚无主义色彩，以判逆者的名义出售实用理性精神。然而，无可忽略的严峻事实却依然是文化的枯萎和物质文明的疯狂增长。这一事实使人们既无法回到希特勒之前的时代，也无法对希特勒作出历史文化现象意义上的准确判断。人们如同审理一下刑事案件那样地轻而易举地审判，作为战争罪犯的希特勒，从而无视他们自己正在作为希特勒的作品不知不觉地向前不断延伸。

如果可以把艺术家如同命名唐·吉诃德那样命名为疯子、那么希特勒的确就是这样一个疯子。这种疯子在具体事务上精明过人，但在决定命运的时刻却会不顾利害得失，如冲向风车一般地冲向东方。正如有些艺术评论家将凡高发疯的原因归咎于阿尔的阳光。相形之下，罗斯福的实用主义方式显然要实际而有效得多了，在希特勒体现诗意的地方。罗斯福收获了实际的利益。 

在罗斯福高超而讲求实效的政治外交手腕面前，希特勒简直不能算是一个政治家。尽管罗斯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无论就政治还是就道义而言，都占据着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作出任何理想主义的浪漫发挥。他和希特勒同一年执政，同样象希特勒使德国从大萧条中摆脱出来那样地解救了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场席卷欧美的大萧条是以1933年的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和罗斯福在美国执政为终结标记的。然而，这二个政治首脑不仅在政治上截然对立，在执政方式上也迥然相异。虽然二者同样的我行我素，但一个是独裁专制，一个总是善于将自己的想法巧妙地诉诸民主程序。相对于希特勒的浪漫和理想主义，罗斯福是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执政风格一方面继承了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杜威实用主义印记。基于生理和气质上的原因，他不能也不愿象希特勒那样在国会里向全世界滔滔不绝，但他发明了其效应堪与希特勒演说比肩的“炉边谈话”，并且每每让美国公众口服心服。他面对希特勒的挑衅虽然也是邱吉尔那亲戚的主战派，但他具有邱吉尔无以企及的智慧。而且他既不像列宁那样的革命家把战争看作一个革命的机会，也没有张伯伦那类欧洲政治家的心理问题，需要诉诸意志的治疗；基此，他能够全然以一个冷静的生意人的眼光旁观在欧洲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权衡利弊，运筹帷幄。他懂得如何推动不愿打仗的美国人参战，但又不承担宣战的罪名。他将英国人提供援助一事巧妙地解释为供水管给邻居去救火，同时又不断在公海上惹恼德国人，最后，他又不动声色地让日本人在珍珠港帮助他最终说服了他的美国人民。等到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向他宣战，他已经万事俱备，成竹在胸了。这是一个标准的讲求功效的优秀政治家；相比之下，希特勒不是太凶暴了，而是太孩子气了。即便没有任何外在的偶然因素，这样二个政治首脑相对博弈，结局也是一目了然的。也许希特勒在气势上更宏大，在口才上更精彩。比如他那篇在国会中致罗斯福的答辩演说，至今读来令人觉得神采飞扬，气象万千；但最终付出实利代价的却只能是希特勒而不会是罗斯福。因为罗斯福的优势与其说在于道义的居高临下，不如说在于实利的精明权衡。 

正如在张伯伦面前，希特勒体现了意志的逼人气势；在罗斯福面前，希特勒显露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政治上的罗曼蒂克和在行为方式上的艺术性幼稚。而且在进攻苏联这一决策上的这种幼稚还不止于此。这个素来按照意志行事而从不理会命运的征服者曾经一眼看透了张伯伦、达拉第那样的政治家乃至他们所代表的民族，但当他面对苏俄的时候，他却只看见布尔什维克忽视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底气。看来这个醉心于瓦格纳音乐的德国元首不曾将他的同胞学者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著仔细读过，即使读过也忽略了该著有关俄罗斯文化的论述。作者曾在其中天才地预言过俄罗斯文化的生命力，而且与没落中的西方文化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任何军事上气候上的疏忽都是可能弥补的，唯独对一个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的生命力的无视是不可饶恕的。这是希特勒在莫斯科城外遭到拿破仑当年领教过的下场的关键所在。尽管人们后来为希特勒在苏俄的失败寻找过大量的原因，诸如由于进军南斯拉夫耽搁了进攻的时机，由此而来的不利气候，还有军事决策上的种种的失误，如此等等；但我认为这都不过是技术性因素。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诸多看上去很偶然的因素，但基本因素却不外乎中国人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而这三个基本因素最终又都可归结为其民族所基于的文化气脉。俄罗斯民族的不可征服性既不在于进攻者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也不在于执政者是沙皇还是斯大林，而在于那蓬勃旺盛的文化底气。这股文化底气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不仅任何外来的侵略无法摧毁，即便是内在崛起的独裁专制也无以使之屈服。如果仅仅是面对布尔什维克，希特勒也许的确可以一举摧垮，就象德国民众当年推翻短命的德国革命政权一样。然而强硬的意志一旦遇上旺盛的精神底气，那么所遭受的反抗就必定是致命的。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当希特勒将战火引向他最想摧毁乃至灭绝的斯大林苏俄时，他遇到了他最无法战胜的俄罗斯文化的充沛底气。面对西方世界，希特勒认定德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但当他转向东方时，上帝却将获胜的选票投给了俄罗斯民族。在命运的这种呈示图上，希特勒仅仅是查拉斯特拉，而绝不是耶和华。无论是他的政治生涯还是他的战争冒险，都基于意志而没有上帝意味。假如他企图扮演上帝的话，那么他是彻底失败了。他在他身后留下的一件意味深长的行为艺术作品，其中，1941年6月22日开启的那幕战争构成了整个作品最富诗意也最为辉煌的部分，在此意志哲学耗尽它的全部能量。当冬天的风雪覆盖了希特勒的整个东线战场时，人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凡高最后那幅作品的画面《荒原9系。

不管此书所记载的这个插曲原意何在，印度哲人的这段表述正好十分确切的划分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因为印度哲人对亚历山大的这些提示，只是表达了他们对空间的理解；但他们不知道亚历山大的征战本身，恰恰是对空间的另一种理解。反之，亚历山大也不会以印度哲人的提示为然；因为按照他的空间概念，将空间仅仅理解为脚下的那一点土地是不可思议的。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构成人的文化传统在基本精神上的错位，在些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将两个不同的文化灵魂勾勒得清清楚楚。 

从印度哲人所提示的空间观念上，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典型的东方式的空间观。这种空间观的空间观念从一个点开始，这个点不是自然空间中的哪个部分，就是作为空间之观照点的人，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个揭示存在的此在。作为空间的观照点，人对空间的观照不是外视的，而是内视的；或者说，不是通过眼睛的环视体现的，而是闭上眼睛之后才可能获得的。此外，不仅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多余，甚至连两眼本身都是可疑的，不重要的。这种对空间的内视观照在外观上的确如那些印度哲人所云，永远只拥有脚下的那点土地；但在内观上，它却可以抵达任何现代先进仪器辅助下的外观眼力所无法抵达的深度和广度。因为整个空间，乃至整个宇宙，都可以在这样的内观上作全息式的呈现，从而使观照者只立足于一点，但其内观效应却无处不在无处不现，将空间图像任意地尽收“眼底”。区别于人的肉眼，东方人将这种观照者的观照点命名为天眼、法眼、乃至佛眼，等等。至于在当今自以为无所不知实际上却越来越蒙昧的现代社会，人人则通常习惯于将这样的方式称之为特异功能。这种命名与其说是表明命名者的聪明，不如说标记了现代人在人本上的退化。 

基于这样一种对空间的内视观照，将宇宙的内观中呈示或展现，东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为内省式的自我修炼。这种修炼不仅在印度蔚然成风。即使在中国的帝主之道，也基于这样的修炼而得以生发，叫做内圣外王。只是发展到后来，内圣外王分化为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独立的行为方式和历史内容；或者以内圣评判和制约外王者，比如对尧舜的赞美和对汤桀纣王乃至秦始王的批判；或者以外王张场内圣，历史上有成就的帝王，总会张扬出某个圣贤形象或某种圣贤原则。如此等等。当然，这种内省式的修炼，在印度更为典型，比如佛陀，或者瑜珈，等等。观照点与观照对象在这种修炼中逐渐融为一体，而自由也就在这样的相融中获得了实现。如果可以将自由定义为文化精神的基本，那么个人与宇宙经由内省式的修炼合而为一就是东方文化在实现自由上所抵达的最高境界。正如一个内观的宇宙不能诉诸外观一样，这种自由的最高境界只能心领而无以言说。在此，悟性比知性显然拥有更为重要的感知地位和认知地位。几乎所有的东方文化学说，都是基于悟性世代相传。因而是静坐冥想而不是行走流览构成其基本方式。当印度哲人朝亚历山大使劲跺脚时，与其说他们在暗示亚历山大他们所能征服的空间，不如说他们在呈示给亚历山大他们对空间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的观照者和观照点。当然，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和希腊文化的发扬光大者，亚历山大不可能领会这种提示，从而跨下战马与他们一起静坐冥想。因为亚历山大的征战所基于的是另外一种与之截然不同的空间观和宇宙观。 

相对于东方文化的内视空间，西方文化所观照的空间是外视的以肉眼的观察和感受为基点的。尽管从欧几里德几何到黎曼几何对空间的描述从平面发展到曲面、从直线进入以感官为基点的想象，但对空间的观照方式却没有丝毫本质的改变。这种观照方式不是以点为进入通道，而是以点为起点，向另一点勾画成线，向另外的线扩展为面，再由面的组合构筑出三维空间，最后由爱因斯坦完成了从三维空间过渡到四维时空的推测和假设。也许爱因斯坦晚年所致力的统一场论已经接近了东方文化所观照的那个全息宇宙，但这种努力至今没有获得期待的成功，致使两种不同的空间观照方式无以交汇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