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叛逆说的依据及其困惑
林黛玉，又是一个说腻了却又说不完的话题。
知道《红楼梦》的都知道林黛玉。欣赏《红楼梦》的大都欣赏林黛玉。但２００多年以来，人们的欣赏却是多义的流动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年纪不同教养甚至不同心态中的读者，其阐释各有各的兴奋点。姑不论“贾府上的焦大”“北极的爱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以及“健全好社会中人”是“不爱林妹妹”也“不会懂得林黛玉型”，即使年代与阅历十分相近的人们之间，由于人生遭际审美习惯以及性情心绪的差异，也往往说不到一块去。
这是林黛玉性格的丰厚性所致。
然而，在历代文化人中间，除了共同拥有的怜惜与同情之外，还有同声同气的赞美和冷静客观的推重。后者，又毕竟是一个多数（这里说的多数与历代择偶问卷中的少数甚至“零票”并不抵牾）。
赞美与推重的着眼点，又不能不受到大文化背景的制约。比如从清代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精辟精当精彩的论断为证（参见一粟的《红楼梦卷》与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本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大都将林黛玉放到社会历史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震撼读者启示后人的论著为证③。８０年代以后，大开放大包容的氛围促进了思维习惯与研究方法的变革，衡估天平与批评模式的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一系列以深细妥贴的文化透视为特征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④。在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与把握林黛玉性格的浩瀚著述中，以５０年代后期出现的“封建叛逆者”说影响最为深远，是近４０年间林黛玉阐释中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