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还有给我戴绿帽子,给孩子下药死,妃子们乱私通,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身边没有一刻离开过人的,入寝也要在卫士视线之内,《起居注》里都写的清楚,可以查阅。再说,后宫如果这么乱,能逃得过史官的笔吗? 记者:您可是皇帝,他一个史官,还不是让写啥就写啥吗? 雍正:唉,其实你们记者也是史官,竟没有文化到这个地步,背诵过文天祥的《正气歌》吗?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记者:但是只要让史官闭上嘴巴,或派你信得过的去写,留下的不都是好名声了吗? 雍正:民间说书人在讲评书时,还要在开头训诫一番,告诉老百姓“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百姓况且常存畏惧,不敢为恶,皇帝更应做万民表率,掌管风调雨顺的天、指我施政过失的言官、记录我言行的史官,这都是应该敬畏的,如果什么都不怕,也不在乎因果报应,那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记者:说出这样通达的话的您,和大兴文字狱的您,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雍正:文字狱?明朝胡惟庸案,杀三万人,蓝玉案,杀一万五,方孝孺案,杀逾八百人,我父皇一起《明史》,杀戮过百,我儿子造了140多起文字案,我有几起?杀过几人?平心而论,我这一点点文字狱,无论放到我之后哪一个朝代,那个人敢说他比我杀的少,文字狱比我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