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鄂西会战
自反攻宜昌之战结束后，六战区敌我保持对峙状态者年余，在这一年多的当中，我可以多分出一些
时间，主持湖北省政。虽然为时甚暂，所幸尚能做到生活安定、军民协调的地步。至于军事方面，当然
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随时都准备和敌人较量一下身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底，希特勒侵入俄境的军队，已成强弩之末，俄军已开始反攻。在北非方面，
从是年十月阿拉敏一役起，诚如英相邱吉尔所说：「在此役以前，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而在此役之
后，我们也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至在太平洋方面，美国已由守势地位，逐渐转换而为攻势，此后日本
绝难与美国争衡海上，已为举世所共喻。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整个战局如此，日寇那有不惊心动魄之理？
他们想来想去，恐怕唯有在中国战场上找出路，或有一线希望。于是乃有鄂西会战一幕的演出。 当时战区的正面，右翼自湖南南县起，沿湖沿江经石牌要塞而至江北之远安县属，左翼则襄河西岸
一带，均属本战区作战范围。战区所辖兵力为九个军，部署以江防正面为重要，配置三个军的精锐部队。
关于兵力配备问题，起初颇多异议。一般的看法，多认为鄂西山地崎岖，人马难行，三峡天险中，
又有石牌、庙河两要塞的坚垒，敌人溯江西犯之公算甚少。敌如进犯，必由两翼，或则北犯襄樊、老河
口，转趋巴东、兴山；或则南由松滋、枝江渡河，直扑石门、澧县、常德。因此主张战区的兵力应保持
重点于两翼，不应置于敌人进犯公算较少的江防方面。我当时对于这种看法，不敢十分赞同。我认为大
势所趋，轴心国已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敌人欲于死中求生，唯有铤而走险。重庆为我战时首都，是指
挥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敌人既已据有宜昌，如因利乘便，溯江西犯重庆，仍为解决「中国事件」最简
捷的途径。根据这一假定，所以我的主张，还是应配置重点于以石牌要塞为中心的江防，而不应偏重襄
樊或常德两翼。退一步言，即使敌军进犯两翼，我军失利，亦犹有补救余地，至少尚不致动摇国本。如
江防空虚，万一敌由此路长驱直入，则后患将有不堪设想者。我的主张，是依据「毋恃敌之不来，恃吾
有以待之」的原则来的。本此理由，曾向军委会具申意见，坚持不可变更战区配备的重点，幸获军委会
的核准，这是后来鄂西会战获胜的一大因素。
鄂西会战，是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十五日由敌寇窜犯江北开始的。敌军此次进犯，狡狯异
常，他们先以万余人分六路侵据了我江北挺进军根据地沔阳、监利、郝穴等处。三月八日，更数路渡江，
分犯华容、石首、藕池、横堤寺、黄水套、斗湖堤等处。十四日我军反攻，展开各据点之争夺战，双方
互有胜负。相持至四月下旬，各路敌增援至六万余，上自宜昌，下至石首、监利，沿江重要地点，均配
置重兵，并集帆船、汽艇六七百只，飞机数十架，有大举进犯之势。五月初，敌陷我南县、安乡，似将
南扰常德。五月中旬，敌忽转锋西向，同时江口、董市之敌，亦渡江南犯，我在**、枝江一带守军，
被迫逐渐西移。至此敌之企图，据判断有三种可能：一、西犯石牌；二、南犯常德；三、沿江窜扰。因
敌之企图难定，使我应战方略，亦颇难决定。
我此时离开六战区已四个月，正聚精会神为远征军之训练、补充、整顿而工作。五月十四日忽接重
**蔚文兄电话谓：委员长要亲赴恩施，指挥六战区战事，我当时觉得很难自处，因为远征军正当初创，
工作紧张，我无法分身。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仍在我的头上，现当事急，不应置身事外。最后
我还是决定，请蔚文兄转报委员长准我回鄂指挥。十五日奉到委员长电谕，准我飞渝转施指挥，电话是
上午八时到的，当日下午六时，我已赶到了重庆。
自反攻宜昌之战结束后，六战区敌我保持对峙状态者年余，在这一年多的当中，我可以多分出一些
时间，主持湖北省政。虽然为时甚暂，所幸尚能做到生活安定、军民协调的地步。至于军事方面，当然
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随时都准备和敌人较量一下身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底，希特勒侵入俄境的军队，已成强弩之末，俄军已开始反攻。在北非方面，
从是年十月阿拉敏一役起，诚如英相邱吉尔所说：「在此役以前，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而在此役之
后，我们也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至在太平洋方面，美国已由守势地位，逐渐转换而为攻势，此后日本
绝难与美国争衡海上，已为举世所共喻。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整个战局如此，日寇那有不惊心动魄之理？
他们想来想去，恐怕唯有在中国战场上找出路，或有一线希望。于是乃有鄂西会战一幕的演出。 当时战区的正面，右翼自湖南南县起，沿湖沿江经石牌要塞而至江北之远安县属，左翼则襄河西岸
一带，均属本战区作战范围。战区所辖兵力为九个军，部署以江防正面为重要，配置三个军的精锐部队。
关于兵力配备问题，起初颇多异议。一般的看法，多认为鄂西山地崎岖，人马难行，三峡天险中，
又有石牌、庙河两要塞的坚垒，敌人溯江西犯之公算甚少。敌如进犯，必由两翼，或则北犯襄樊、老河
口，转趋巴东、兴山；或则南由松滋、枝江渡河，直扑石门、澧县、常德。因此主张战区的兵力应保持
重点于两翼，不应置于敌人进犯公算较少的江防方面。我当时对于这种看法，不敢十分赞同。我认为大
势所趋，轴心国已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敌人欲于死中求生，唯有铤而走险。重庆为我战时首都，是指
挥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敌人既已据有宜昌，如因利乘便，溯江西犯重庆，仍为解决「中国事件」最简
捷的途径。根据这一假定，所以我的主张，还是应配置重点于以石牌要塞为中心的江防，而不应偏重襄
樊或常德两翼。退一步言，即使敌军进犯两翼，我军失利，亦犹有补救余地，至少尚不致动摇国本。如
江防空虚，万一敌由此路长驱直入，则后患将有不堪设想者。我的主张，是依据「毋恃敌之不来，恃吾
有以待之」的原则来的。本此理由，曾向军委会具申意见，坚持不可变更战区配备的重点，幸获军委会
的核准，这是后来鄂西会战获胜的一大因素。
鄂西会战，是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十五日由敌寇窜犯江北开始的。敌军此次进犯，狡狯异
常，他们先以万余人分六路侵据了我江北挺进军根据地沔阳、监利、郝穴等处。三月八日，更数路渡江，
分犯华容、石首、藕池、横堤寺、黄水套、斗湖堤等处。十四日我军反攻，展开各据点之争夺战，双方
互有胜负。相持至四月下旬，各路敌增援至六万余，上自宜昌，下至石首、监利，沿江重要地点，均配
置重兵，并集帆船、汽艇六七百只，飞机数十架，有大举进犯之势。五月初，敌陷我南县、安乡，似将
南扰常德。五月中旬，敌忽转锋西向，同时江口、董市之敌，亦渡江南犯，我在**、枝江一带守军，
被迫逐渐西移。至此敌之企图，据判断有三种可能：一、西犯石牌；二、南犯常德；三、沿江窜扰。因
敌之企图难定，使我应战方略，亦颇难决定。
我此时离开六战区已四个月，正聚精会神为远征军之训练、补充、整顿而工作。五月十四日忽接重
**蔚文兄电话谓：委员长要亲赴恩施，指挥六战区战事，我当时觉得很难自处，因为远征军正当初创，
工作紧张，我无法分身。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仍在我的头上，现当事急，不应置身事外。最后
我还是决定，请蔚文兄转报委员长准我回鄂指挥。十五日奉到委员长电谕，准我飞渝转施指挥，电话是
上午八时到的，当日下午六时，我已赶到了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