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湖南岳阳　　时间显示是上午8点。渔民何大明、范钦贵、江科明、李劲松，在岳阳楼附近的码头会合。他们出湖的目的不是打鱼，而是进行水上巡逻，观察、救助江豚。胸前的蓝色徽章透露了他们渔民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员。　　江豚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非法捕捞、水体污染、挖沙、航运等原因，这种嘴角上翘、看似永远面带微笑的生灵，正在急剧减少。近20年来，江豚在长江流域的数量从近3000只骤降至1000只左右，数量甚至少于“国宝”大熊猫。目前，洞庭湖江豚不足百只，濒临灭绝。　　在岳阳，一支民间保护力量已经集结起来。2012年1月8日，他们正式成立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这支拥有40多名来自各个行业志愿者、并在不断壮大中的队伍，所有的努力指向一个目标—“留住江豚的微笑”。　　6月5日，像往常一样，巡逻队员在“巡湖日记”签上各自名字，“我志愿加入保护江豚志愿者行动。有难同当，生死与共。” 　　穿好救生衣，柴油机轰鸣起来。出发。

　　江豚卫队　　8点35分，船行至君山区附近芦溪湾，薄雾朦胧的水面，开始隐隐出现熟悉的黑色身影。巡逻队员之间的气氛欢悦、振奋起来。
　　43岁的何大明，有着32年捕鱼的经历，像老朋友一样熟悉江豚。在何大明祖辈打鱼的时候，收音机还是很稀少的设备，渔民靠江豚预知气象。
　　他指着5只齐齐跃出水面的江豚介绍说，那是捕食的主力军，比较霸道；接着，他指向旁边几只江豚说，“那是三口之家，雌豚背着出生不久的宝宝游出水面呼气”；另一个捕食的豚群“去年有一个宝宝刚参与进来”；在上午8点到10点的捕食高峰，江豚集中起来围捕鱼群，到下午三四点，饱食的它们又各自散去。
　　江豚全身灰色、浑圆憨厚，岳阳人亲昵地将之称为“江猪子”。黝黑、圆脸、微胖的副会长何大明常被其他巡逻队员打趣为“江猪子”的代言人。
　　何大明是协会里最早开始关注江豚保护的成员。2003年，他救助了在芦苇荡里受伤搁浅的江豚，一家人与江豚相处了几个月，又在渔政专家帮助指导下，将康复的江豚放回长江。那是何大明第一次开始正式关注江豚。
　　此后，中科院等机构的专家到洞庭湖科考，都会找何大明帮忙。差不多在那个时间里，“水中大熊猫”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洞庭湖里密布的电打鱼、“迷魂阵”、矮围和穿梭往来的挖沙船、货轮，随时可能造成江豚的伤亡。科考专家警示：若不加以保护，不出10年，江豚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只上了8个月学、自幼开始在洞庭湖上打鱼的何大明，开始思考：如果不非法捕捞，还可能留下这个日渐稀少的物种，他觉得必须从渔民自身做起。因此，他拉了另外36个渔民开始致力于江豚保护工作。
　　这条路并不平坦、顺利。2011年4月18日，这些渔民正式开始轮班每天到洞庭湖上巡逻两趟，对非法捕捞进行劝阻，对江豚活动进行观察、记录。他们的装备简单到简陋，退役的小渔船、手绘的巡湖日记、简易的望远镜和摄像机。由于受到多方的不理解和压力，且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陆陆续续有会员退出。
　　巡逻队最后有12位渔民选择坚守。“会一直巡逻下去，除非哪一天摇不动舵把。”黝黑、干瘦的范钦贵说。这些渔民齐声表示，如果谁不让他们保护江豚，他们就集体跳湖。　　在何大明眼里，江豚比人伟大、比人无私。“心里烦躁、委屈的时候，一看到江豚就觉得放松了，怨言、疲劳、牢骚就没有了。”何大明说。

　　生死状　　2011年，在被基督教称为“平安夜”的12月24日晚上，险情第一次正式地出现在巡逻成员面前。
　　晚上10点多，在洞庭湖扁山架东南方向，巡逻的徐亚平、何大明、彭祥林、谢拥军、范钦贵、向忠于一行6人，在一片漆黑里看见了几点渔火，是10条正在电打鱼的渔船。何大明加大马力，打算对非法捕鱼的渔船进行劝阻。
　　哐！小铁船触礁，何大明在船上摔了一个跟头。“还好我们是有经验的渔民，才没翻船出事。”何大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午夜上岸，徐亚平后怕起来：志愿者巡逻随时都有死亡或失踪的可能。何大明虽不是巡逻队里年龄最长的成员，但这位开口必提“我的兄弟们”的大哥级人物，深感万一队员出事，无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
　　洞庭湖上风力大到五六级，何大明说，巡逻船时速在17里左右，湖面上起风时，往往躲不及。同时，在那些密布穿梭的上千吨的运沙船前面，巡逻小船无异于石头边的鸡蛋。　　同样是2011年一个冬天的晚上，巡逻船年迈的柴油机再次出故障，巡逻队员的两部手机，一部停机、一部欠费，被困在湖上。直到何大明发现队员凌晨三点还未回来，开了另一条船才把困在湖上的巡逻队员接回来。
　　2012年1月8日，在江豚保护协会成立这天，《守护江豚生死状》正式出世，徐亚平与几位渔民“凑了几句大白话”：　　“我志愿加入保护江豚志愿者行动。在行动中，听从指挥，团结一致，不违章，不喝酒，驾好船，穿好救生衣，确保人身安全。有难同当，生死与共。在巡湖过程中，若有人出现意外伤亡，所有人都应尽全力救助他并抚恤其家属、子女。特立此状。”
　　会长徐亚平和副会长彭祥林率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巡逻队12位渔民会写自己名字的何大明、范钦贵、江科明、余国民、向忠于、黄迪飞、徐立军、王北光次第而上。
　　巡逻队渔民多数自幼开始打鱼，没有上过学。初中毕业的范钦贵已经是“渔民里的秀才”。所以不识字的胡伏林、李正良、何意如照着何大明教他们写的，也将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地“画”在生死状上。巡逻队另一名成员李劲松不在场，错过签字机会。　　14位壮士果断地摁下鲜红的指印。
　　而危险不仅潜藏在洞庭湖里。呼吁保护江豚的志愿者难免触及洞庭湖边的各种利益方。　　在今年巡逻回来的一个晚上，江科明被五六个人打晕。因为事发地点在码头附近一个路灯照不到的拐角里，江科明没能看清楚他们的脸。协会至今不知道这些打人者的身份。

　　被误读的梦想　　2012年3月3日至4月15日这42天时间里，包括雌豚肚里的胎儿，洞庭湖里陆陆续续发现了12只死亡的江豚。难过、无力的情绪，在这些与江豚有着深厚感情的志愿者之间弥漫。外界的挖苦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会长徐亚平在手记里写道：困难很多，首先是不被公众理解，反而被认为是图名图利；其次是资金十分紧张。　　江豚保护协会成立前，多数岳阳人不知道江豚的稀缺和珍贵。徐亚平在岳阳市最繁华的市中心，买下7块广告牌，打出保护江豚的公益广告。依靠人脉，徐亚平还让公益广告登上《湖南日报》和岳阳当地媒体和出租车上。　　协会创立至今，只接到过广州美术学院一位研究生1万元的捐助，多数开销只能靠他的关系欠着，欠款累计达110多万元。“保护江豚迫在眉睫，必须先保护起来，再去想筹资的事情。”徐亚平说。
　　目前，巡逻队在洞庭湖已经发现3处江豚密布点，每天巡逻近则来回4小时，远则7小时，所有的油钱均出自何大明的“打渔佬”餐馆和徐亚平的个人腰包。至2011年4月18日开始巡逻以来，油费已经花了10万元左右。
　　“打渔佬”餐馆由何大明在2006年开始经营，在12位巡逻队员里，何大明经济情况稍好。这些上岸的渔民几乎没上过学、生活圈子小，没有好的谋生手段。巡逻队组建后，何大明把其他兄弟也拉了进来。　　6月5日，江科明打趣，自己和朋友出去喝酒时，口袋里的钱不足30块。而在巡逻过程中，他曾掏出500元救下砍芦苇的民工手里的一只黑色大鸟。交给岳阳湿地环保促进会会长彭祥林实施救护后，江科明才知道，他救下的大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迄今为止，巡逻队救过的动物还包括东方白鹳、中华鲟、麋鹿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天鹅等。
　　他们最希望的是能有一条速度快点的船。在巡逻队发现的3个江豚密布点里，最远的鲇鱼口来回要耗费7小时。“如果能有一艘像渔政那样的快艇，来回只要一个半小时，就有更多的时间来观察、记录江豚。”何大明说。　　协会其他志愿者表示，身兼记者站站长和协会会长的徐亚平，每天工作超过15个小时。徐亚平把办公室当卧室，就连在办公室楼上的家都很少回去。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在龙年制定了16项计划，包括建立渔民就业帮扶服务部，办夜校免费为愿意参加的渔民上课、培训；给江豚洄游开辟洄游的“绿色”通道等。　　在经过大规模的宣传和多次宣讲之后，岳阳当地的人对保护江豚的意识已经在加强。如果有人发现江豚或其他疑似珍稀动物，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告知江豚保护协会。　　何大明说：“保护江豚仅靠协会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靠省里成立专门的机构，要靠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 　　会弹吉他的何大明创作了一首关于保护江豚的歌，以渔民划船摇桨的动作编了一支舞蹈。“希望有机会能够在波波老师的‘梦想秀’上自弹自唱，让其他兄弟伴舞。”何大明憨厚地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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