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扬的另一面
关系持续紧张。乐团到达萨尔茨堡的第二天，卡拉扬命令排练幕后音乐。乐声很薄。“还有些圆号哪儿去了？”他问。得到的解释是有几个团员尚未抵达。卡拉扬忿忿然，继而大发雷霆，滔滔不绝地发泄着怒火，把乐团骂了个狗血淋头。第二天，一位迟到的小提琴手听说此事，暗自发笑地说：“练幕后音乐？卡拉扬会这么干。因为他明知我们有几个人不在，而且是得到允许的。幕后音乐本该在今天甚至明天才练的。”卡拉扬听说此言反驳道：“纯属撒谎，他们直接去因斯布鲁克（ Innsbruck ）开音乐会去了。谁也没批准他们，而我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了代价。”
复活节音乐节有着一份出钱支持者的名单，除非你是支持者，付出五千美元的投资，否则不可能得到音乐节的座票。就算座票可以出售，票值也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卡拉扬让彩排向大众（市民们、演员的亲友们、音乐节的工作人员）公开，但跟平常无人参观时一样，他们的工作照常进行。前十来排座位仍然空着，以便于卡拉扬的副手们同他联系（到他跟前或是目光交流），而卡拉扬在彩排过程中也随时可能拿起麦克风，下令作最后的更动。卡拉扬像平常排练时一样露面，使彩排跟平常的气氛没有什么两样。他身着满布口袋的慢跑服，从侧门进入大厅，打观众席前走过，坐到乐池与坐席隔板上，扭转身子进入乐池，同两位首席小提琴兼副指挥握握手，开始了彩排。
排练糟糕，首演准好，搞戏的人都这么说。彩排的情况使他们不由得想起了这个聊以自慰的理论。情况不妙。有长达一分钟的时间，卡拉扬靠在栏杆上，两臂交叉，只是聆听而不指挥。整个彩排没有哪一处符合演出的品质要求，即使以彩排的标准衡量，也显得松散而且不协调。卡拉扬对细节的严格要求似乎不见了。第二幕开始时的内景是二十位妇女在小小的木制脚踏纺车上纺羊毛。其中几部纺车恼人地不断嘎吱作响。我跟古斯塔夫·库恩坐在一起，这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指挥，萨尔茨堡人，以前曾师从卡拉扬。我问他那些吱吱嘎嘎的纺车是怎么回事。“我猜是卡拉扬的主意，想真实一些，”库恩说。排练过程中库恩如座针毡，不仅因为从指挥的观点看那些嘎吱声无法容忍，还因为这使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了大师身上那些典型的自我矛盾之处。关于这些库恩先前已跟我谈起。
那天下午，在萨尔察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库恩同我谈起了卡拉扬，景仰和轻蔑交织在他心头，像一片旋流中的落叶般无法自已：“他与众不同。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从事那些工作。他的自我中心意识那么强烈，头脑是那么聪明；他运用他所拥有的所有巨大权利来办到他所热爱的事情。我之所以强烈地批评他，他的生活、他的个性，那是因为我热爱他渊博的音乐知识和他的指挥艺术。我所学到的指挥艺术百分之八十来自于他。但在跟了他五、六年之后，我开始发觉自己多少有点蠢，感到汗颜，难为情。我开始发现他就像是位教父，他的性格缺点纷纷暴露在我眼前。我认识到他只是个生活中离不开音乐的人。当初的英雄崇拜开始淡化，就像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明白自己的父亲同样是普通人，同样难免犯错误一样。我有必要把他这个人和他的音乐区分开。但我不能不肯定地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而且是最后一个，是 1850 年开始于彪罗的这一时代的终结者。他强大的权力以及他容不得不同意见的暴君似的态度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在事业上是排他的。这使他强大，同时却又孤独。瞧瞧他那张老脸，那是一张孤独的而不是快活的脸。如果你不打算去热爱这个世界，如果你活着仅仅是为了获取权力，那么这就是你将会得到的回报。”
“他是头一个修建平坦观众席歌剧院的人。”库恩说。“不像斯卡拉、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或卡耐基的剧场，座位逐级升高而且有阳台式的包厢。简直是标新立异。虽然厅内地面愈往后愈高，其结果就如同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可以看得相当好，但却没有人能够看得极好。观众看到的仿佛是一面巨大的电视银幕，这实在古怪，因为剧场应当需要的是身临其境的效果。卡拉扬喜欢电视。可是舞台上你有不能造出特写镜头来，那是电视的优势。他造出了这么宏伟的剧院、广阔的舞台和巨大而精致的布景，可是他无法把演员和歌唱家们都变大来适应这个庞然怪物。”
“许多人讨厌它，却又向卡拉扬付钱。他的作法是反社会性的。一张票竟卖五百美元！……”（每对夫妇可付两百美元取得复活节成员资格，而后就享有以一百五十美元购得一张最好的歌剧座票、五十美元购音乐会座票的权利。）可是不给钱他就不会来，饭店客房就得空着。节日大剧院和各种音乐节都花了每个纳税人的钱，可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天晓得演出真正花了多少钱……（卡拉扬后来说花了三十万美元左右）可是只有三场演出，每场大约两千人，许多人只好爬上屋顶远远望一望了事。卡拉扬是最后一个受得了这么干的人。而他自己既不知道也没感觉到。但下一代指挥家们会明白的。”
谈到彩排，库恩对团员们的表现非常气愤：“他们竟有那么多起点没有把握好，简直毫无道理。管乐应该吹得更整齐的。换了是我，一幕下来就该哭了。他们的表现实在令人恶心。卡拉扬的天才让乐团维持了二十五年最高水准。可是他把团员宠成了这个样子！”许多青年指挥都跟库恩一样，为自己对卡拉扬爱恨交加的感情所困恼。他们严厉地批评他、抨击他的所作所为。而到了夜阑人静之际，三杯酒下肚，回忆起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一些令他们由衷起敬的演出，把那他们梦寐以求、可望不可及的水准用来跟自己的能耐比一比，他们的语气就变得柔和，目光中也露出了憧憬。他们知道，哪怕是想接近卡拉扬的水准，也必须要像他那样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才成。真正使他们感到丧气的是，他们明白自己多半做不到卡拉扬那样甘愿牺牲，为音乐全力以赴，为音乐亦即他们的职业天知道他会奉献些什么。他们焦虑的是情况果真如此则自己将永远默默无名，甭说美名，就是恶名都与他们无缘。他们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而且他们未来很可能正是如此。
关系持续紧张。乐团到达萨尔茨堡的第二天，卡拉扬命令排练幕后音乐。乐声很薄。“还有些圆号哪儿去了？”他问。得到的解释是有几个团员尚未抵达。卡拉扬忿忿然，继而大发雷霆，滔滔不绝地发泄着怒火，把乐团骂了个狗血淋头。第二天，一位迟到的小提琴手听说此事，暗自发笑地说：“练幕后音乐？卡拉扬会这么干。因为他明知我们有几个人不在，而且是得到允许的。幕后音乐本该在今天甚至明天才练的。”卡拉扬听说此言反驳道：“纯属撒谎，他们直接去因斯布鲁克（ Innsbruck ）开音乐会去了。谁也没批准他们，而我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了代价。”
复活节音乐节有着一份出钱支持者的名单，除非你是支持者，付出五千美元的投资，否则不可能得到音乐节的座票。就算座票可以出售，票值也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卡拉扬让彩排向大众（市民们、演员的亲友们、音乐节的工作人员）公开，但跟平常无人参观时一样，他们的工作照常进行。前十来排座位仍然空着，以便于卡拉扬的副手们同他联系（到他跟前或是目光交流），而卡拉扬在彩排过程中也随时可能拿起麦克风，下令作最后的更动。卡拉扬像平常排练时一样露面，使彩排跟平常的气氛没有什么两样。他身着满布口袋的慢跑服，从侧门进入大厅，打观众席前走过，坐到乐池与坐席隔板上，扭转身子进入乐池，同两位首席小提琴兼副指挥握握手，开始了彩排。
排练糟糕，首演准好，搞戏的人都这么说。彩排的情况使他们不由得想起了这个聊以自慰的理论。情况不妙。有长达一分钟的时间，卡拉扬靠在栏杆上，两臂交叉，只是聆听而不指挥。整个彩排没有哪一处符合演出的品质要求，即使以彩排的标准衡量，也显得松散而且不协调。卡拉扬对细节的严格要求似乎不见了。第二幕开始时的内景是二十位妇女在小小的木制脚踏纺车上纺羊毛。其中几部纺车恼人地不断嘎吱作响。我跟古斯塔夫·库恩坐在一起，这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指挥，萨尔茨堡人，以前曾师从卡拉扬。我问他那些吱吱嘎嘎的纺车是怎么回事。“我猜是卡拉扬的主意，想真实一些，”库恩说。排练过程中库恩如座针毡，不仅因为从指挥的观点看那些嘎吱声无法容忍，还因为这使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了大师身上那些典型的自我矛盾之处。关于这些库恩先前已跟我谈起。
那天下午，在萨尔察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库恩同我谈起了卡拉扬，景仰和轻蔑交织在他心头，像一片旋流中的落叶般无法自已：“他与众不同。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从事那些工作。他的自我中心意识那么强烈，头脑是那么聪明；他运用他所拥有的所有巨大权利来办到他所热爱的事情。我之所以强烈地批评他，他的生活、他的个性，那是因为我热爱他渊博的音乐知识和他的指挥艺术。我所学到的指挥艺术百分之八十来自于他。但在跟了他五、六年之后，我开始发觉自己多少有点蠢，感到汗颜，难为情。我开始发现他就像是位教父，他的性格缺点纷纷暴露在我眼前。我认识到他只是个生活中离不开音乐的人。当初的英雄崇拜开始淡化，就像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明白自己的父亲同样是普通人，同样难免犯错误一样。我有必要把他这个人和他的音乐区分开。但我不能不肯定地认为他是最伟大的，而且是最后一个，是 1850 年开始于彪罗的这一时代的终结者。他强大的权力以及他容不得不同意见的暴君似的态度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在事业上是排他的。这使他强大，同时却又孤独。瞧瞧他那张老脸，那是一张孤独的而不是快活的脸。如果你不打算去热爱这个世界，如果你活着仅仅是为了获取权力，那么这就是你将会得到的回报。”
“他是头一个修建平坦观众席歌剧院的人。”库恩说。“不像斯卡拉、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或卡耐基的剧场，座位逐级升高而且有阳台式的包厢。简直是标新立异。虽然厅内地面愈往后愈高，其结果就如同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可以看得相当好，但却没有人能够看得极好。观众看到的仿佛是一面巨大的电视银幕，这实在古怪，因为剧场应当需要的是身临其境的效果。卡拉扬喜欢电视。可是舞台上你有不能造出特写镜头来，那是电视的优势。他造出了这么宏伟的剧院、广阔的舞台和巨大而精致的布景，可是他无法把演员和歌唱家们都变大来适应这个庞然怪物。”
“许多人讨厌它，却又向卡拉扬付钱。他的作法是反社会性的。一张票竟卖五百美元！……”（每对夫妇可付两百美元取得复活节成员资格，而后就享有以一百五十美元购得一张最好的歌剧座票、五十美元购音乐会座票的权利。）可是不给钱他就不会来，饭店客房就得空着。节日大剧院和各种音乐节都花了每个纳税人的钱，可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天晓得演出真正花了多少钱……（卡拉扬后来说花了三十万美元左右）可是只有三场演出，每场大约两千人，许多人只好爬上屋顶远远望一望了事。卡拉扬是最后一个受得了这么干的人。而他自己既不知道也没感觉到。但下一代指挥家们会明白的。”
谈到彩排，库恩对团员们的表现非常气愤：“他们竟有那么多起点没有把握好，简直毫无道理。管乐应该吹得更整齐的。换了是我，一幕下来就该哭了。他们的表现实在令人恶心。卡拉扬的天才让乐团维持了二十五年最高水准。可是他把团员宠成了这个样子！”许多青年指挥都跟库恩一样，为自己对卡拉扬爱恨交加的感情所困恼。他们严厉地批评他、抨击他的所作所为。而到了夜阑人静之际，三杯酒下肚，回忆起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一些令他们由衷起敬的演出，把那他们梦寐以求、可望不可及的水准用来跟自己的能耐比一比，他们的语气就变得柔和，目光中也露出了憧憬。他们知道，哪怕是想接近卡拉扬的水准，也必须要像他那样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才成。真正使他们感到丧气的是，他们明白自己多半做不到卡拉扬那样甘愿牺牲，为音乐全力以赴，为音乐亦即他们的职业天知道他会奉献些什么。他们焦虑的是情况果真如此则自己将永远默默无名，甭说美名，就是恶名都与他们无缘。他们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而且他们未来很可能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