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各种困扰纷至沓来。人们问我为什么离开政府，我回答不仅仅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规定(离开2年就要失去教职)，还因为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又想当政府高官又想陪两个儿子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成为家庭主妇，作为普林斯顿的教授我依然忙碌，但是一些和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女性还是不理解我的行为，她们有人表示失望，而有人充满了不屑，前者是觉得我离开华盛顿损失太大，而后者则坚称不会像我一样，她们不会放弃工作，而且自己的孩子以后照样有出息。
　　前一种反应认为我的选择即可悲又不幸，这已经很让我反感了，而第二种反应更是让我怒不可遏，这些人竟然诋毁我的教养以及对职业的忠诚。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种模样：我应该继续是个女权主义者，洋洋得意的和高端人士交谈；当有人说为了家庭要选择轻松一些的工作时，我应该露出轻蔑的笑容并显得自己高高在上；我还应该告诉所有年轻女性，不管做什么工作，你都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今年春天我去牛津大学为40多位年轻人举办了一场讲座，向他们倾诉同时成为一个政府高官和一个母亲的痛苦，我告诉他们如果继续留在政府工作，我将无法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学生们听的全神贯注并提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女孩感谢我不是又一次宣讲“女人可以拥有一切”，或者是教育在座的女孩如何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很多女孩都认为以后会做出某种妥协，而男人通常不会做出这样的妥协。

　　这些年轻人与我同龄人思想上的差距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即便家庭和事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我们这一代女性仍然奉行女权主义，可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厌倦了这些说教，她们认为“女人可以拥有一切”并不现实。当然我仍然相信女性可以拥有一切，就像男性一样，我们可以事业家庭兼顾，但不是今天，不是在当前的美国经济和社会架构之下，而我过去三年的经历迫使我必须面对这个冰冷的现实。
　　在我为政府工作以前，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术界：我是法学院的教授，普林斯顿威尔逊学院的院长。这些工作难度都很大，但我仍然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我可以照顾好孩子，同时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尽管我要经常出差但是我总能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作为上司，国务卿希拉里和办公厅主任谢里尔-米尔斯非常体恤下属。但我的工作仍然必须从每周一的早上4：20开始，我必须那个时候起床才能赶上5：30开往华盛顿的火车，然后工作到星期五深夜，在搭末班列车回家。在工作期间我异常繁忙，一言蔽之就是文山会海。我只能去24小时营业的商场购物，包括洗衣服、做头发以及购买圣诞礼物，我都只能在周末完成，而这些活动又必须穿插在孩子的运动会、音乐会以及家庭聚会之间。我比很多同事都幸运，因为每月可以有一天的额外假期。希拉里经常故意早上8点到，晚上7点离开，这样她的下属在早晨和晚上可以有更多的家庭时间。(当然她在家也工作到很晚)
　　总之，对于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进度必须按照别人的时间表而定的人而言，不可能同时成为合格的父母又把工作做好。我意识到如果想要拥有一切，至少对我而言要视工作的性质而定，也就是说很多工作无法让你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至少不能较长时间拥有。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意识到了这点，包括米歇尔-弗卢努瓦、凯伦-休斯和玛丽-马塔林等多位高官都为了家庭而放弃了公职。马塔林在辞职时曾说：“女人要想兼顾家庭和事业，唯一的办法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然而她们辞职的决定却让外界不解，在华盛顿人们总是认为“回去多陪陪家人”就是被解雇的委婉说法。一个人怎么会为了做父母的责任放弃权力呢？尽管每个政治阵营都高喊“家庭价值”，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在华盛顿甚嚣尘上并让生活工作之间达成平衡变得更加困难，而如果身处高位的妇女不说出来，现状就无法改变。
　　年轻的职业女性总是被和我同龄或者更长一些女性攻击，现在我越来越理解她们了。今年我在纽约做了一个讲座，一些60岁以上的妇女告诉我她们为我高兴和自豪，因为我成为了女性外交政策专家。一些人拿我和现在年轻女性的职业选择进行对比，责备这些女孩就是不愿意去取得更大的成就，还有一个不知道我换工作经历的人说：“这些女孩以为她们不能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

　　另外身处高位的妇女，在家庭生活上也很少像男性那样美满。比如每一个男性大法官都有家庭，而三个女性大法官中有两个是独身，另外一个鲁思-金斯伯格也只是在她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才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国务院和华盛顿其他部门取得成功的女性也有相同的情况。
　　奥巴马政府里的女性非常少，我们辞职后基本都是由男性接替，而由女性接替男性工作的比例非常小。有研究表明，在政府、军界、学术界以及各种智库中工作的女性少于30%。80年代的时候，这个数字更低。那时大学毕业生中男女比例为1：1，当时我们相信以后管理层男女比例也是1：1，然而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
　　桑德伯格表示这是因为女性缺乏远大的报复，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一个非常有才能的女性助手这样告诉我，要想让大多数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实现平衡，就必须让学校上课时间和人们的工作时间相匹配。大多数人的工作是种田而母亲在家照顾孩子的社会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我们现在的体制确建立在这种社会的基础之上，社会变了，而体制却没变。

　　还有人说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决定女性职业的成败。前段时间，环境保护署主任丽萨-杰克逊为普林斯顿的学生做了一个讲座，有学生问她是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实现平衡的，她指指台下的丈夫说：“我的平衡之道就是他，虽然我的丈夫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但是他把家里打点的井井有条，不论是做饭、辅导孩子家庭作业还是送他们去上音乐课，大事小情孩子们都去找他。”总之她的意思就是只要丈夫把家照顾好，女人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但我的感觉并不是这样。
　　尽管我相信男性和女性一样爱他们的子女，但是当意识到孩子因自己的缺失而造成伤害时，两性之间的反应会非常不同，男人会为了工作放弃家庭，而女人通常会为了家庭而放弃工作。即便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仍然普遍认为男性的首要家庭义务是养家糊口，而女性则是相夫教子。通常如果男性因家庭原因而顾公共利益于不顾，人们会指责这个人自私。男性领袖因为国家利益而牺牲家庭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赞美，而他们的孩子也被要求接受舍小家为大家这个道理。
　　总之，有一个“得力”的丈夫确实可以帮助女性兼顾事业和家庭，但是这个条件并不充分。如果女性觉得辞掉一个需要经常出差的工作是正确的，她们就会继续这么做。

　　但是今天这个定义没有任何意义。如今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0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保证人们在75岁以后还照样工作。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人们可以有很多份工作，很多人结婚晚，生孩子也晚。他们可以提前退休，如今美国的退休年龄已经从67岁降到63岁，但是这只是为了获得退休金，很多人可以继续从事其他工作。
　　因此现在的女性的工作时间可以延长到50年，因此她们可以在22-35岁之间取得学位，积累工作经验，并在25-45岁之间生孩子。这样20岁生孩子的女人，可以在40岁以后开始全力以赴的开展工作，并在50岁或60岁出头的时候事业有成。
　　最后是重新审视什么是幸福。离开华盛顿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呆在家里，通过合理的安排工作，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希望在孩子离开家庭之前能多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成长最关键的时期陪在他们身边。观看孩子的棒球比赛，听他们的钢琴演奏，为他们做早饭，一起家庭旅行，这些为人父母所作的简单的事情让我心满意足。
　　几年前朱丽叶-卡耶梅辞去了国土资源部的工作，而她的丈夫也同时放弃了司法部的高级职位。他们说之所以离开华盛顿回到波士顿，是因为他们希望开启一项“快乐工程”，通过这个工程可以更好的陪伴三个孩子，现在是时候开创全国规模的“快乐工程”了。我出生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这里是托马斯-杰斐逊的故乡，《独立宣言》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这份宣言没有以生命、自由以及职业成功为名宣布美国独立，让我们重新开始审视幸福，并从家庭开始。

说句老实话吧，美国文化还是鼓励男权的，靠美国根本完成不了男女平等大业的。
因为美国主流的政治光谱是保守自由主义。

几年前朱丽叶-卡耶梅辞去了国土资源部的工作，而她的丈夫也同时放弃了司法部的高级职位。
这对夫妻是多么明智啊！他们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好文章要顶

我认识一位在别人眼里看来很成功的女士。
在身份上，她是国家高干。
在财富上，她有数栋房产分别来自于继承和拆迁，她佩戴的玉器经过专家鉴定价值百万。
在人际上，她手眼通天，非常强势，很多人觉得不可能办的事，她都办得成。
很多她的同事和她帮助过的人都表示很崇拜敬佩她。
可是她在跟我母亲聊天时，说自己的生活让她把眼泪往肚子里吞，非常羡慕我母亲的普通生活。
为什么呢？她的丈夫早跟她离婚了，具体原因不明，给她留下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在学生时代早恋一个男孩没有成功，造成心理上有些障碍，整天精神衰弱，后来连一个年纪大她十五岁的男人来相亲时都看不上她。
这位成功女士的事业与家庭无法兼顾，没照看好家庭和子女，给家庭带来过很大伤害。
因此她的女儿把责任怪在母亲身上，与母亲不和。
尽管这位女士非常关心自己的女儿，千方百计弥补，但依然无法解除女儿对自己的憎恨，至于她的丈夫就更不用说了。


呵呵，若是让男人既干事业也承担生儿育女的重任，男人肯定也会受不了.男人女人都不是神人，都有累的时候！一个国度若是不承认生儿育女的价值，女人也只好拒绝婚姻干好事业这一条路了！贤妻良母在中国可行不通了！

这篇文章废话连篇，作者倒像是一个中学生，想表达什么都表达不清楚，好像就是一篇为应付考试，而故意把篇幅拉长的灌水文。

请个人帮她管教孩子不就得了```要得了这么大惊小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