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个钟头再回来,弗迪。”然后她煞有介事地低声说,“他名字叫弗迪。”
“汽油味道影响他的鼻子吗?”
“我想并不影响,”她天真地说,“为什么?”
我们走进屋子里。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起居室里空荡荡的。
“咦,这真滑稽,”我大声说。
“什么滑稽?”
正在此刻大门上有人斯文地轻轻敲了一声,她转过头去看。我走到外面去开门。盖茨比面如死灰,那只手像重东西一样揣在上衣口袋里,两只脚站在一摊水里,神色凄惶地瞪着我的眼睛。
他阔步从我身边跨过进门廊,手还揣在上衣口袋里,仿佛受牵线操纵似的突然一转身,走进起居室不见了。那样子一点也不滑稽。我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在扑通扑通跳。外面雨下大了,我伸手把大门关上。
有半分钟之久,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我听到从起居室里传来一阵哽咽似的低语声和一点笑声,跟着就是黛西的嘹亮而做作的声音:
“又见到你,我真高兴极了。”
一阵静寂。时间长得可怕。我在门廊里没事可做,于是我走进屋子。
盖茨比两手仍然揣在口袋里,正斜倚在壁炉架上,勉强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无精打采的神气。他的头往后仰,一直碰到一架早已报废的大台钟的钟面上。他那双显得心神错乱的眼睛从这个位置向下盯着黛西,她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上,神色惶恐,姿态倒很优美。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咕哝着说。他瞥了我一眼,嘴唇张开想笑又没笑出来。幸好那架钟由于他的头的压力就在这一刻摇摇欲坠,他连忙转过身来用颤抖的手指把钟抓住,放回原处。然后他坐了下来,直挺挺地,胳臂肘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把钟碰了。”他说。
我自己的脸也涨得通红,像被热带的太阳晒过那样。我脑子里虽有千百句客套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是一架很旧的钟。”我呆头呆脑地告诉他们。
我想我们大家当时有一会儿都相信那架钟已经在地板上砸得粉碎了。
“我们多年不见了。”黛西说,她的声音尽可能地平板。
“到十一月整整五年。”
盖茨比脱口而出的回答至少使我们大家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帮我到厨房里去预备茶,他们俩立刻站了起来,正在这时那魔鬼般的芬兰女佣人用托盘把茶端了进来。
递茶杯、传蛋糕所造成的忙乱大受欢迎,在忙乱之中建立了一种有形的体统。盖茨比躲到了一边去,当我跟黛西交谈时,他用紧张而痛苦的眼睛认真地在我们两人之间看来看去。可是,因为平静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一有机会就找了个借口,站起身来要走。
“你上哪儿去?”盖茨比马上惊慌地问道。
“我就回来。”
“你走以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发疯似的跟我走进厨房,关上了门,然后很痛苦地低声说:“啊,天哪!”
“怎么啦?”
“这是个大错,”他把头摇来摇去地说,“大错而特错。”
“你不过是难为情罢了,没别的。”幸好我又补了一句,“黛西也难为情。”
“她难为情?”他大不以为然地重复了我的话。
“跟你同样难为情。”
“声音不要那么大。”
“你的行动像一个小孩,”我不耐烦地发作说,“不但如此,你也很没礼貌。黛西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面。”
他举起手来不让我再讲下去,怀着令人难忘的怨气看了我一眼,然后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
我从后门走了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正是从这里出去,精神紧张地绕着房子跑了一圈——奔向一棵黑黝黝的盘缠多节的大树,茂密的树叶构成了一块挡雨的苫布。此刻雨又下大了,我那片不成形的草地,虽然被盖茨比的园丁修剪得很整齐,现在却满是小泥潭和历史悠久的沼泽了。从树底下望出去,除了盖茨比的庞大的房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于是我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好像康德①盯着他的教堂尖塔一样。这座房子是十年前一位酿酒商在那个“仿古热”初期建造的,并且还有一个传闻,说他曾答应为所有邻近的小型别墅付五年的税款,只要各位房主肯在屋顶铺上茅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使他“创建家业”的计划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立刻衰颓了。丧事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就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去当农奴,可是一向是坚决不肯当乡下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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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德(Immanu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
“汽油味道影响他的鼻子吗?”
“我想并不影响,”她天真地说,“为什么?”
我们走进屋子里。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起居室里空荡荡的。
“咦,这真滑稽,”我大声说。
“什么滑稽?”
正在此刻大门上有人斯文地轻轻敲了一声,她转过头去看。我走到外面去开门。盖茨比面如死灰,那只手像重东西一样揣在上衣口袋里,两只脚站在一摊水里,神色凄惶地瞪着我的眼睛。
他阔步从我身边跨过进门廊,手还揣在上衣口袋里,仿佛受牵线操纵似的突然一转身,走进起居室不见了。那样子一点也不滑稽。我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在扑通扑通跳。外面雨下大了,我伸手把大门关上。
有半分钟之久,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我听到从起居室里传来一阵哽咽似的低语声和一点笑声,跟着就是黛西的嘹亮而做作的声音:
“又见到你,我真高兴极了。”
一阵静寂。时间长得可怕。我在门廊里没事可做,于是我走进屋子。
盖茨比两手仍然揣在口袋里,正斜倚在壁炉架上,勉强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无精打采的神气。他的头往后仰,一直碰到一架早已报废的大台钟的钟面上。他那双显得心神错乱的眼睛从这个位置向下盯着黛西,她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上,神色惶恐,姿态倒很优美。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咕哝着说。他瞥了我一眼,嘴唇张开想笑又没笑出来。幸好那架钟由于他的头的压力就在这一刻摇摇欲坠,他连忙转过身来用颤抖的手指把钟抓住,放回原处。然后他坐了下来,直挺挺地,胳臂肘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把钟碰了。”他说。
我自己的脸也涨得通红,像被热带的太阳晒过那样。我脑子里虽有千百句客套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是一架很旧的钟。”我呆头呆脑地告诉他们。
我想我们大家当时有一会儿都相信那架钟已经在地板上砸得粉碎了。
“我们多年不见了。”黛西说,她的声音尽可能地平板。
“到十一月整整五年。”
盖茨比脱口而出的回答至少使我们大家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帮我到厨房里去预备茶,他们俩立刻站了起来,正在这时那魔鬼般的芬兰女佣人用托盘把茶端了进来。
递茶杯、传蛋糕所造成的忙乱大受欢迎,在忙乱之中建立了一种有形的体统。盖茨比躲到了一边去,当我跟黛西交谈时,他用紧张而痛苦的眼睛认真地在我们两人之间看来看去。可是,因为平静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一有机会就找了个借口,站起身来要走。
“你上哪儿去?”盖茨比马上惊慌地问道。
“我就回来。”
“你走以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发疯似的跟我走进厨房,关上了门,然后很痛苦地低声说:“啊,天哪!”
“怎么啦?”
“这是个大错,”他把头摇来摇去地说,“大错而特错。”
“你不过是难为情罢了,没别的。”幸好我又补了一句,“黛西也难为情。”
“她难为情?”他大不以为然地重复了我的话。
“跟你同样难为情。”
“声音不要那么大。”
“你的行动像一个小孩,”我不耐烦地发作说,“不但如此,你也很没礼貌。黛西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面。”
他举起手来不让我再讲下去,怀着令人难忘的怨气看了我一眼,然后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
我从后门走了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正是从这里出去,精神紧张地绕着房子跑了一圈——奔向一棵黑黝黝的盘缠多节的大树,茂密的树叶构成了一块挡雨的苫布。此刻雨又下大了,我那片不成形的草地,虽然被盖茨比的园丁修剪得很整齐,现在却满是小泥潭和历史悠久的沼泽了。从树底下望出去,除了盖茨比的庞大的房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于是我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好像康德①盯着他的教堂尖塔一样。这座房子是十年前一位酿酒商在那个“仿古热”初期建造的,并且还有一个传闻,说他曾答应为所有邻近的小型别墅付五年的税款,只要各位房主肯在屋顶铺上茅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使他“创建家业”的计划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立刻衰颓了。丧事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就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去当农奴,可是一向是坚决不肯当乡下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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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德(Immanu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