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先哲
似乎特别缺乏现实感，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距离实用层面很
远，即便在最原始最朴素的自然哲学期，他们也只一味地追
问“存在的本原”或“万物的动因”，这一问就间到了“物
的后面”或“思的深处”，结果马上引出了毕达哥拉斯要用
抽象化的“数”(数学)来淦释世界，欧几里德要用逻辑化
的“形”(几何学)来推导世界，哲学与科学由此在理性的
深处打下了第一个扭结。实际的情形是，毕达哥拉斯那僚亮
的唯理论先声，启发了柏拉图第一个明确意识到，通常所谓
的“外部世界”其实只能是一个“精神化了的世界”，而欧
几里德后来著述《几何原本》，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点、线、
面来图解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作证
—证明只有理念和逻辑才是永恒而有序的。文艺复兴后，
以笛卡尔为代表，西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一起(笛卡尔本人
就是一位集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于一身的科学家)，继
续沿着这个逻辑化的思路并肩前进，他们干脆推开缺乏精神根
据的“本体论”，集中力量去探索认知活动的内在规律，哲学
从此跨上了“认识论”的新台阶。它的道理在于，既然主体只
能借助自身先验的感知属性去捕捉对象，那么，在尚未搞清“感
知”或“精神”的特性和规定之前，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论
“精神世界”以外的客体呢?于是，笛卡尔只能证明“我思故
我在”;贝克莱偏要纠察“感知的限度”;休漠接着发现“归纳
思维的无效性”;然后康德才不得不拷问“纯粹知性”怎样造
成知识增长......这是一个绵延了上千年的巨大思想工程，它由
此锻造出一脉相当严密的逻辑工具和思维方法。其结果是，哥
白尼一反感觉上完美的“地心说”，在当时还没有多少天文观
察证据的情况下给出了合乎理性的“日心说”;伽利略只在斜
面试验的逻辑运算中就推导出“自由落体定律”，他根本用不
着爬到比萨斜塔上抛下两个大小不等的铁球;牛顿把他那逻辑，
系统格外严密的力学著作直接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爱因斯坦则更为明确，他不但坦承自己的第一位科学启蒙老师
就是那位被列宁骂得一塌糊涂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马赫，而且还
反过来批评马赫对形而上学纯思辨逻辑的不恰当攻击。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很早也已完成了数学上的毕达哥拉斯
定理(即勾股定理)，其后的“祖率”(即祖冲之的圆周率)甚
至比当时西方的计算精度还高;再者，中国东汉时期的张衡，
甚至比托勒密更早地做出了“地心说”的模型(即漏水转动的
浑天仪)，但那只是一个看似优美的实物模型，却不是一个
具备内在致密性和延展性的逻辑模型。而且，我们这些匠人
式的思想家，总是在半途中就急忙把自己浮升到实用的层面
上。例如，祖冲之就特别热心于制造水雄磨和千里船等，张
衡也格外热衷于研制测地震的方位地动仪和测风向的候天
仪，却从来没有哪个人甘愿沿着繁密的逻辑路径，去不计功
利地毕生深究世界的本原与心智的关系。这也就难怪黑格尔
要冷嘲般地贬议“东方无哲学”了。不过，严格说来，黑格
尔的见解并不正确，因为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恰恰全都
是哲学家，须知正是他们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操作
系统，也就是说，他们全都起到了哲学家的精神铺垫作用和
逻辑打造功能。只可惜，他们太现实了，太注重鼻子跟前的
社会忧患和人文关怀了，所以，他们的思路是当下急用的，
他们的逻辑是微言大义的。你看，孔老夫子整天忙着游说列
国，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却急于摆脱马其顿王室的帝师苦
差;墨子操心如何用“非攻”和“兼爱”来平息战争，与此
同时，苏格拉底倒一点儿也不认为他奋勇参加雅典城邦保卫
战与他的哲学有什么要紧的关系;这边公孙龙悠然游戏“白
马非马”，那边欧几里德潜心编纂几何十三卷;唯独老子逍
遥世外，似乎大有追问天地之道的雄心，可他又太深刻、太
虚无、或者也可以说是太墉懒了，以至于若非函谷关的关长
挡驾，他恐怕毕其一生也不肯留下一个字给后世。而且，如
果仔细阅读他的《道德经》，你会发现他的世故一点儿也不
逊于其他诸子，反之，其思辨论证之才具却照例显得十分苍白。
短短五千言，居然多数篇幅都在谈论如何做人与如何为君，其
实用程度足以让后来的汉朝帝王直接颁作治国之策，或者，也
足以让芸芸众生将其蜕变为一宗救民于水火的世俗道教，却无
论如何也无法把它发展成“致虚”的思维逻辑和“守静”的科
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