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邹守益和欧阳德同时的王门宿儒还有同郡聂豹和罗洪先。聂豹，永丰人。其学以归寂为宗，以静坐为工夫。罗洪先，吉水人。提倡以“收摄保聚”为功夫的“主静”说。他与聂豹都不墨守师规，对阳明致良知思想多有发挥。聂、罗之后主倡归寂之学的还有南昌东溪人万廷言。

此外，当时著名的学者还有安福刘文敏、刘邦采和王时槐。刘文敏之学从主静处用功；刘邦采则提倡“性命兼修”，强调践履功夫；王时槐虽曾师事刘文敏，但提出“以透性为宗，研几为要”，[9]主张学从收敛而入，方能入微，将本体与功夫打成一片，对聂、罗等人归寂主静说偏于静坐功夫、忽略心性本体的弊端有矫正之效。[10]

江右王门各派虽学主不一，但根底平实，注重功夫修行，与王龙溪、王艮等人认良知现成、以自然为宗的学说大异其趣，在对阳明后学的纠偏补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王学的中流砥柱。本文将之归为正统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论的。

对于江右王门正统派，黄宗羲指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菴、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11]

 

二、江西泰州学派的崛起与风行

就在王门正统派独领风骚之时，泰州学派也在江右崛起。泰州学派是王阳明弟子王艮首创于江苏泰州的学派。王艮在继承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基础上，主张良知现成自在，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又改造阳明“格物即格心”之说，提出格物即“知修身为本”，因此主张“安身保身”，这就是著名的“淮南格物”说。由于王艮的格物说和良知现成说简便易行，又加上他以启发市井智愚为职志，无论士子官僚，还是贩夫走卒，一律接引开导，因此在王门中独树一帜，形成了极具平民色彩的一派，史称“泰州学派”。泰州学派在当时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时从者甚众。[12]泰州学派传入江西后，出现了以徐樾、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为代表、倡扬自然人性论、危言放行的“狂禅派”泰学，形成与江右程朱理学及王学正统相对立的形势。

1、王艮入赣与江西泰州学派的传承

泰州学派前后五传、共487位弟子中，来自江西的就有35人，[13]人数仅次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

泰州派思想最早传入江西的时间，当在王艮第一次入赣从学王阳明之时，即正德十五年九月。此前十余年中，王艮已自学成才，“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14]闻知阳明讲学江西时，他曾说：“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治学特点。王艮到南昌城见阳明时，古服古冠，市巷为之轰动。此后直至第二年八月，他一直在江西随侍阳明左右。这段时间，他“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的特点，虽屡遭阳明裁抑，但已为阳明弟子及当地士人所注意。 

王艮馆中第一位江西籍弟子是徐樾。徐樾号波石，广信府贵溪人。最初服膺阳明之学，曾于嘉靖六年十月，在江西余干拜见王阳明，得其点化，领悟而去。嘉靖七年十一月，徐樾又到越中从正在倡讲良知之学的王艮问学，这是二人第一次会面。十年冬，徐樾又到泰州，再拜王艮门下，成为泰州派的早期弟子之一。

王艮在江右的另一位著名传人是颜钧。颜钧，号山农，吉安永新人。二十五岁得闻阳明之学，闭关悟道。嘉靖十年离家游学，师从安福刘邦采，略无所得。十五年冬至京师，与赵大洲同至徐樾门下受学。颜钧在徐门学习了三年，证悟儒、释、道三教原无分际，其宗旨“俱在口传心受”。毕学徐门之后，颜钧又到泰州安丰场向王艮问学，受其大成仁道之学。[15]在徐樾和王艮门下学习四年之后，颜钧返赣，在豫章（今南昌）同仁祠会讲，作《急救心火榜文》，招来1500多人听讲，盛况空前，其中就有多人信从了颜说。泰州学派思想始公开传入江西。

泰州学术在江西薪火相传，至第三代出现了罗汝芳和何心隐两位大家。罗汝芳，号近溪，建昌府南城人。二十六岁时，赴省城南昌乡试落第。于是闭关临田寺，静坐澄心，久之而病心火。其时正值颜钧倡讲急救心火之论，即往访之，一见投机。罗汝芳在颜钧处听讲数十日，闻颜钧“制欲非体仁”说，受其乐学大成之传。从此执弟子礼，师事颜钧。颜钧羁狱三年，罗汝芳多方营救，助其出狱。此后随侍愈恭，至死不辍。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吉州永丰人。“幼时颖异拔群，潜心经史，辄以远大自期。”嘉靖二十五年举郡试第一。第二年，颜钧自泰州返回江西，在各府县讲学。何心隐“及闻王心斋先生良知之学，竟芥视子衿，乃慨然曰：‘道在兹矣’。遂师颜山农”。[16]及门受学之后，何心隐返回永丰家乡，设聚和堂，实践泰州派主张，化俗乡里。嘉靖三十八年以罪充军，从此开始流亡生涯。何心隐鼓吹“育欲”，言行狂放，在当时被目为异端，后终死于讲学。这是泰州学派由王艮式狂放走向后学“异端”的典型。


颜钧在江西的弟子中，比较得意的还有南昌的陈源。嘉靖二十五年，当颜钧在江苏扬州、泰州等地传讲大成之学时，陈源就投师门下。以后又跟随颜钧回赣，会游金溪、南城、疏山等地。颜钧讲学，对门弟子因材施教。他曾对门徒说：“吾与若辈言从情耳，与惟德（罗汝芳）言从性，与本洁（陈源）言从心。”[17]对罗、陈二人期许颇高。

此外，金溪蔡尔学、安福欧愉、新淦朱泗以及吴焕文、龚月溪、曾守约、马逵、蒋广、姜金玉、章瓒等都曾师从颜钧门下。

2、江西泰州学派的思想特色

    在王门系统中，王艮以对王阳明“良知”说的平民化解释另启泰州学脉，偏离了王学正轨。但其门人在对“良知现成”、“百姓日用即道”的理解上同样发生了歧异，这种分歧在王艮卒后变得愈加明显，形成以泰州王襞、王栋等为首的正统派和与江西徐樾、颜钧、何心隐、罗汝芳为首的狂禅派的对立。[18]

江西泰州学派的思想特色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     倡导自然人性论。儒家自孔孟以来，一直强调人的道德本性，而往往将人的自然要求忽略不顾，尤其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遏制人的自然欲望。即使王阳明致良知之说，也认为私欲是恶，强调在为善去恶上做工夫。泰州学派与程朱理学乃至王学正统的主要区别即在于承认人之欲望的合理性，倡扬自然人性论，这种倾向在江西派泰州后学中表现尤为明显。

徐樾将心、性、道、身合一，认为，道即性，性即心，心即身。“夫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万物也，万物也者道也。”[19]在这个命题中，“心”、“性”既指人之道德本心（性），又包含了人之自然生理的需求，以性释道，这就等于肯定了人性自然的一面，肯定了人之自然欲求的合理性。以身释道，又将蕴涵了各种欲望的自然之身抬高到与道同尊的地位。这就使得宋儒以来高悬的道德本体开始与人们的日用生活贴近，逐步向自然心性本体转化，开启了颜、何一系标举利欲的“异端”品格。他还提倡顺适人性自然，率性而行。谓“圣贤教来学，率性而已。”[20]又指出率性而行即是诚，即真实无妄，“圣学惟无欺天性，聪明学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21]为后来颜何等人纯任自然天性、危言危行提供了张本。

颜钧同徐樾一样，也主心、性合一，“心所欲，性也。”[22]这个“心”并非纯道德意义上的本体，而是包含太多感性物欲的因素，因此欲仁是性，欲货利也是性。欲仁是人的道德本性，欲货利是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说，人欲出乎自然。而且，作为道德本体的仁具有生生不已的特征。万化流行，各随己性，这就是仁。从心性自然出发，颜钧提出“制欲非体仁”说和“放心”说。认为理学家所谓存理灭欲、强制不起欲念并非体仁之方，很容易造成“心火”太盛，迷失本真之性。真正体悟“仁” 的办法是顺适人的自然本性，“放心”而行。这个放心并非孟子所谓“遗失的本心”，而是“将名利之心，一切放下。”[23]它是道德修养的工夫。顺其自然、“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致良知”之道，就是人之所欲达到的最高境界。制欲非体仁说和放心说是颜钧思想中最具理论色彩的部分，也是他最为正统所诟病之处。

何心隐干脆指出，食、色、利、欲就是人的本性。他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又说：“欲货色，欲也；欲聚合，欲也。”人们对声、色、美味、享乐的向往和追求是出乎自然、正当合理的，应当尊重人们的人性要求。因此他提出“育欲”之说，主张“乘乎其欲”。[24]这是对宋明理学灭欲论的一个直接反动。

罗汝芳则用“赤子之心”来论证人性自然。他说：“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赤子之心的根本特点，即是浑然无知，没有受到后天见闻知识的熏染，所以其孩笑、啼哭、食乳、视听等行为皆出于自然本能，是人之自然本性的流露。所以他说：“天之春见于草木之间，而人之性见于视听之际。”他还以欲释仁，认为赤子初生啼哭以恋母怀的自然欲求即是“仁”，“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着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以来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25]如果由这个自然欲求再进一步推充，则人之感官物欲也是合乎仁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