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诗人唯一最大、最完整的诗论。
美神
我在辽阔的中国燃烧,河流像两朵白花穿过我的耳朵,它们张开在宽敞的黑夜当中,谛听着大地与海洋的搏斗,风雨雷电、黄昏和火阵、我的伴侣、朋友和姐妹们在沉睡中吹息放射,呈现出他们的面颊、手艺和身体。
我是有所思而燃烧的,因为我的诗以及我个人,是在辽阔的中国醒来,在1980年初期一个多思的早上醒来,在那个时期,我在这块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诲,寻求思想,壮大我自己的身心。在这方面,我鄙弃那种诗人的自大意识和大师的自命不凡,在这两者之中——诗人怎么可能不是天生的?以及,大师怎么可能是被磨洗出来的?——含有双重的毒素,它戕害了生命的滋长、壮大和完美。我们曾经交流过很多东西,也包括我们正在缔造的、并将使之完成、继续生长下去的艺术。在这种对话中,“我与你”真正地相遇,迸溅出它的千条火焰。这些过程发生在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也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山道、河滨、平原、原始森林,王冠似的雪山以及凄凉的丘陵地带,地点是我们这个时代依旧庄严地东西,它原型的质地给思维带来了血浆,艺术实体才不仅仅是头脑的影子。有时这地点是那么简陋,以至当我停止叙述而走到窗口时,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对面的凉台。
这一切都渗入了我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那是靠近大到山脉的淮河平原上一个金色的三角地带,由罗山、息县和西华组成的丰饶的土地:那里终年可以吃到大米,然而仍是落后的,因为那里不出别的粮食,发过大水,人们成片地溺毙,采石为生,排外情绪强烈但一口饭也要分半口给流浪者和乞丐,那里的人们把北京去的学生都看作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种叫作冰瓜的香瓜只需轻轻一击就甜得粉脆,粉脆地甜。
在这篇题为“美神”的诗论里,我所要说的并不是我自己或我自己的诗,而是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因为我清明地意识到:当我写诗的创造活动淹没了我的时候,我是个艺术家,一旦这个动作停止,我便完全地不是。也就是说,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或者说,生命就是这样的生成。
契诃夫在他的小说《草原》里写了一个走遍大草原的男孩儿叫叶果鲁什卡,当草原的行程终于结束的时候,小叶坐在舅父家门前的木头上,突然哭了起来。他想“生活该怎样继续下去呢?”——可以说,我的“艺术家”的能力,来源于和小叶同样的追问、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恐惧以及同样的幻想。在中国大地和在俄罗斯大地一样,生长着同样厚实而沉重地人民,在此,人民不是一个抽象至上的观念,他不是受到时代风云人物策动起来的民众,而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的灵魂。这个灵魂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和**,从未完全兑现,成为人生的一个神秘的场所,动力即为他的深翻,他洗礼了我的意识,并且呼唤着一种更为智慧的生活。这里,我想提到一位长兄,一个我在诗论《春天》里提到的背着空布袋走过沼泽地的智者,他在一个冬天里引导我的思想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并使我领会了这样一句话的全部意境:“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是维吉尔在《神曲》里所说的话,而我在青年时代得以感受到这样的真实和幻美。特别我要提到我死去的朋友赵仕仁,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一个福建山区里木匠的儿子,他在1985年6月29日溺水而死,在埋放他骨灰的、未名湖的向阳坡面上,我想起他活着常说的一句话:“人活着不就是拼吗?”一年之后,我去祭奠他时,朋友旺子曾在他的墓地前种了以颗树,这时,我抬头看见的,是天上的太阳。
这些地方,这些人,这一团今世的血肉脉动在我的血液里,“生命是腾跃四射的火花,物质是它的灰烬。”生命川流不息,五音繁全,如巨流的奔集,刹生刹灭,迅暂不可即离,一去不返,新新顿起。
从我觉醒的年代至今,我确认了但丁的一句话:“正当我人生旅程的中途,我从幽暗的林中醒来,我迷失了我正直的道路。”生命作为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个人是生命进程的一个次点,这不等于说是一种灵长中心论,因为一个顶点在生命的流程中并不是中心,而是连续运作这一核心活动的一个瞬间、一个最高形态,而创造这一形态的生命流程则还会创造很多个,整体生命中的个人是无可替换的:在漫长的史前史阶段,人类并无野兽的生物特点以使自己凝定为一个封闭形态,因此他必须依赖于自己的活动,这一基本活动也就构成了人的动物性:文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斯宾格勒指出“文化是种族的觉醒精神”,在觉醒的命运中,文化的历史活动,一如自然史的发展要创造出它的顶点一样,创造出历史的血肉之躯:不能代之而生、不能代之而死的生命个体,这个顶点其一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实体构成,其二是时间性的,即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它由此而不是一个止境,不是一个抽象体,也决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狂徒,而是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这个历程交汇于他的体内,它所有存活的力量也就在于它聚集了运作,并有不完全由“文化积淀”所决定的生成变化,既有文化体之死不等于它之必死,这种遗传律师因果的,而非命运的,不能适用于它聚集了生命流程的身上,在一个生命实体中,可以看见的是这种全体意识,或存在着这种潜能。
美神
我在辽阔的中国燃烧,河流像两朵白花穿过我的耳朵,它们张开在宽敞的黑夜当中,谛听着大地与海洋的搏斗,风雨雷电、黄昏和火阵、我的伴侣、朋友和姐妹们在沉睡中吹息放射,呈现出他们的面颊、手艺和身体。
我是有所思而燃烧的,因为我的诗以及我个人,是在辽阔的中国醒来,在1980年初期一个多思的早上醒来,在那个时期,我在这块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诲,寻求思想,壮大我自己的身心。在这方面,我鄙弃那种诗人的自大意识和大师的自命不凡,在这两者之中——诗人怎么可能不是天生的?以及,大师怎么可能是被磨洗出来的?——含有双重的毒素,它戕害了生命的滋长、壮大和完美。我们曾经交流过很多东西,也包括我们正在缔造的、并将使之完成、继续生长下去的艺术。在这种对话中,“我与你”真正地相遇,迸溅出它的千条火焰。这些过程发生在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也发生在我们祖国的山道、河滨、平原、原始森林,王冠似的雪山以及凄凉的丘陵地带,地点是我们这个时代依旧庄严地东西,它原型的质地给思维带来了血浆,艺术实体才不仅仅是头脑的影子。有时这地点是那么简陋,以至当我停止叙述而走到窗口时,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对面的凉台。
这一切都渗入了我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那是靠近大到山脉的淮河平原上一个金色的三角地带,由罗山、息县和西华组成的丰饶的土地:那里终年可以吃到大米,然而仍是落后的,因为那里不出别的粮食,发过大水,人们成片地溺毙,采石为生,排外情绪强烈但一口饭也要分半口给流浪者和乞丐,那里的人们把北京去的学生都看作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种叫作冰瓜的香瓜只需轻轻一击就甜得粉脆,粉脆地甜。
在这篇题为“美神”的诗论里,我所要说的并不是我自己或我自己的诗,而是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因为我清明地意识到:当我写诗的创造活动淹没了我的时候,我是个艺术家,一旦这个动作停止,我便完全地不是。也就是说,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或者说,生命就是这样的生成。
契诃夫在他的小说《草原》里写了一个走遍大草原的男孩儿叫叶果鲁什卡,当草原的行程终于结束的时候,小叶坐在舅父家门前的木头上,突然哭了起来。他想“生活该怎样继续下去呢?”——可以说,我的“艺术家”的能力,来源于和小叶同样的追问、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恐惧以及同样的幻想。在中国大地和在俄罗斯大地一样,生长着同样厚实而沉重地人民,在此,人民不是一个抽象至上的观念,他不是受到时代风云人物策动起来的民众,而是一个历史地发展的灵魂。这个灵魂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和**,从未完全兑现,成为人生的一个神秘的场所,动力即为他的深翻,他洗礼了我的意识,并且呼唤着一种更为智慧的生活。这里,我想提到一位长兄,一个我在诗论《春天》里提到的背着空布袋走过沼泽地的智者,他在一个冬天里引导我的思想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并使我领会了这样一句话的全部意境:“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是维吉尔在《神曲》里所说的话,而我在青年时代得以感受到这样的真实和幻美。特别我要提到我死去的朋友赵仕仁,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一个福建山区里木匠的儿子,他在1985年6月29日溺水而死,在埋放他骨灰的、未名湖的向阳坡面上,我想起他活着常说的一句话:“人活着不就是拼吗?”一年之后,我去祭奠他时,朋友旺子曾在他的墓地前种了以颗树,这时,我抬头看见的,是天上的太阳。
这些地方,这些人,这一团今世的血肉脉动在我的血液里,“生命是腾跃四射的火花,物质是它的灰烬。”生命川流不息,五音繁全,如巨流的奔集,刹生刹灭,迅暂不可即离,一去不返,新新顿起。
从我觉醒的年代至今,我确认了但丁的一句话:“正当我人生旅程的中途,我从幽暗的林中醒来,我迷失了我正直的道路。”生命作为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个人是生命进程的一个次点,这不等于说是一种灵长中心论,因为一个顶点在生命的流程中并不是中心,而是连续运作这一核心活动的一个瞬间、一个最高形态,而创造这一形态的生命流程则还会创造很多个,整体生命中的个人是无可替换的:在漫长的史前史阶段,人类并无野兽的生物特点以使自己凝定为一个封闭形态,因此他必须依赖于自己的活动,这一基本活动也就构成了人的动物性:文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斯宾格勒指出“文化是种族的觉醒精神”,在觉醒的命运中,文化的历史活动,一如自然史的发展要创造出它的顶点一样,创造出历史的血肉之躯:不能代之而生、不能代之而死的生命个体,这个顶点其一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实体构成,其二是时间性的,即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它由此而不是一个止境,不是一个抽象体,也决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狂徒,而是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这个历程交汇于他的体内,它所有存活的力量也就在于它聚集了运作,并有不完全由“文化积淀”所决定的生成变化,既有文化体之死不等于它之必死,这种遗传律师因果的,而非命运的,不能适用于它聚集了生命流程的身上,在一个生命实体中,可以看见的是这种全体意识,或存在着这种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