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成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３７年2月到９月间，国共二方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国共二傥关系／工农红军／游击队等问题，先后进行６次谈判，9月28日，国民傥军委会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此后，再经过三个月的磋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国民**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或称国民**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编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指挥官顾祝同），并规定在苏北、皖南地区担任游击。

１２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38年１月６日迁至南昌，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

１９３８年新四军的战斗序列
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罗炳辉（后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钟国楚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后徐海东），政委戴季英，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


共傥为了掌控新四军，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 ，陈毅为副书记。
新四军成立之初，不得不说说项英同志

项英是无产阶级**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在南方8省14个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项英被任命为副军长（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项英从1937年11月开始筹建新四军起，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三年多时间里，除1938年7月28日至10月22日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1月12日2月5日去苏南第一、第二支队视察外，其余时间都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主持工作，业绩卓著。

新四军的奠基人之一项英对新四军创建、发展的重大贡献：

一、参与确定新四军的编组原则
1937年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主要讲到：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的分布状况和对党中央的基本态度；改编的初步意见，大部分集中，留三分之一在当地坚持**斗争；加强党和军事领导方面的建议。会议在讨论时，毛首先发言，称赞项英的报告很好，建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分会主要领导人均由项英兼任。会议在讨论后确定：成立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成立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同日，项英与毛联名，复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军何（按：指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长江以南个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其它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派人。”这就是对新四军的编组、部署何干部配备表明了基本态度。特别是强调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为尔后在新四军部队中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对新四军的具体编组，原提出的几个方案均未达成协议。项英在同中国代表团、长江局成员和叶挺、张云逸研究后，商定了编组的最后意见，由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谈判中，项英根据中央的意图，在坚持国民党不得插手、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同意在军以下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编为两个团。国民党当局同意这个方案。在隶属关系上，最后确定新四军由国民党第三战区管辖（第四支队由五战区管辖）。从而使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问题最后得到解决。
12月27日，项英向叶挺军长介绍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就领导骨干配备作了研究，确定了军机关部分处长（部长）、科长的配备。当日，项英向毛、洛甫报告：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支队等于旅，并就干部配备提出了建议。第二天，毛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及支队以上干部配备方案。项英接电后，立即转告叶挺军长，由他按规定程序办理支队以上领导干部的任免事宜。几天后，即1938年1月上旬，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被委任为新四军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员。


二、动员高度分散的游击队集中编组
1937年12月下旬，项英在武汉会见了鄂豫皖边游击区负责人高敬亭、湘鄂赣边游击区负责人傅秋涛、豫南边游击区负责人周骏鸣，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的决策，听取他们的汇报，同他们研究了部队集中编组的问题。
1938年1月6日，项英率军机关由武汉移驻南昌后，立即与在那里主持联络的陈毅会面，接连听取了闽赣边游击区负责人黄道、闽东游击区负责人叶飞、皖浙赣边游击区负责人李步新等汇报，传达党中央指示，研究集中编组事宜。他在主持东南分局成立后，把向各地游击队传达中央指示、动员集中编组、开赴抗日前线作为紧迫任务，确定他和陈毅、张云逸、曾山分赴各地进行。项英和曾山于1月16日起动身，先后赴湘赣边游击区和赣粤边游击区，进行传达动员，分布具体研究了集中和编组事宜。
应当指出，各地红军和游击队由于长期分散打游击，从天天同国民党军作殊死斗争到突然合作抗日，从反蒋到转变到联蒋，思想弯子转得大，动员工作艰巨。项英和陈毅、张云逸、曾山等一道，反复传达党中央指示，讲抗战形势，进行耐心说服，使绝大多数同志较快理解和接收了党的路线、方针，同时及时解决改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保证了集中编组任务的完成。
2月6日，三战区转发蒋介石的命令，要求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于2月20日到皖南歙县岩寺一带集结，第四支队到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集结。各地游击队由于高度分散，路途遥远，交通困难，通信联络落后，多数于3月到达，路远的第二支队于4月18日到达。至此，就将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编为4个支队，共10300余人。集中编组的进展比较顺利，速度是相当快的。正如张鼎丞在《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一文中所说的：“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对项英在新四军编组过程中的作用，陈毅给与了充分肯定。他在1940年10月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三、强调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项英从筹建新四军起，就重视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他指出：“ 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营垒，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1939年7月，项英领导军分会和大会主席团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分析了部队党的建设情况，强调在斗争中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会议以后，部队党组织得到很快发展，党员数量由开始的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在作战和建设中党员发挥了骨干作用，作战中伤亡的指战员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共产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光荣。


项英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新四军组建、向敌后挺进等方面的指示，要求部队认真执行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学习毛同志著作。他在1938年2月16日提出，要以毛的指示作为“纲要”来指导工作，加强对外的宣传。所谓“纲要”就是以毛思想为指针的意思，当时能这样做是很难得的。1939年2月9日，项英在新四军第二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要用毛关于抗战新阶段的报告来统一指战员的认识，并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


项英重视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他说：“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没有它，不仅不能生长壮大，而且不能生存。”“要把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加强，把头脑武装起来，意志坚定起来，这样才能百折不回的斗争下去。”他指导召开了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及组织、宣教、青年、敌工等业务会议，对指导部队政治工作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他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经常给干部作报告。他领导创办了《抗敌报》和《抗敌》杂志，经常撰写文章，宣传新四军的抗战消息和光荣传统，介绍建军、作战的经验。他对陈毅所写新四军军歌原词《十年》，和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共同讨论修改，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形成了由陈毅原词、集体改编的《新四军军歌》歌词，加之作曲家何士德的谱曲，使这首军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为广大指战员所热爱。他根据当时所处环境，告诫部队不要“把统一战线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要加强马列斯（即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学习，来巩固自己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加强，成为激励广大指战员**斗争、勇敢打击敌人的巨大力量。
项英十分重视部队的团结统一工作。当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干部来自原红一、二、四方面军，特点各异，而来自各游击区的干部山头又多，项英努力做团结工作。新四军开始组建时任第六团团长、后任第一师副师长的叶飞曾经指出：“新四军是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组成的，一下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军，需要看克服山头主义，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不容易的。”“那时不要说一个团一个山大王，有的一个团几个山大王呢。所以说这一条项英同志起了作用，叶挺不可能起这个作用。第二条是克服游击习气，使部队正规化，他（指项英）是做出了贡献的。”
鉴于当时部队同国民党军政当局联系增多，项英强调要保持和发扬**传统。1938年1月10日，他率军部移往南昌后的第四天，就向干部专门作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讲话。他为有利于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将“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作为开始核定8个团对外的代字，如一团叫“保团”，六团叫“良团”。项英对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几乎逢会必讲，《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一文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项英不仅号召艰苦奋斗，更带头实践。他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吸普通的烟，工作经常熬夜，作报告，自己查资料、列提纲，写文章，自己动手。1938年11月，项英在云岭用自己的津贴费来招待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当时陪客的军部战地服务团油画家涂克，在那53年后还对此专门写出回忆文章，赞扬了这种高尚的克己奉公的精神。
项英为实现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重视培养干部。他知道，部队要发展，根据地要开辟，需要大批干部，除重要骨干请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外，主要靠自己努力。1938年1月，军部移至南昌后，当即决定办教导队，2月15日第一期开学，4月扩建为教导营，7月扩大为教导总队，由副参谋长周子昆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政治委员。他们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在三年间培养出四五千名干部，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力量。

四、迅速组织部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新四军组建后，首先面临着部署问题。1938年2月14日，项英和陈毅向毛建议：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配置。第二天，毛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4月初，军部进到岩寺后，项英就遵照毛关于苏南最有利于发展的指示精神，确定派先遣队去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向党中央作了报告。24日，毛以称赞的口气电复项英：“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项英接电后立即和叶挺、陈毅等一起，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部分团一下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28日出动。29日，项英向毛报告：由粟裕率领的先遣队已于28日出发，各支队不日将陆续跟进。派出先遣队，从接到复电到具体组织以至开动，实际上只用了三天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