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
“策兰是一位必不可少的诗人,不仅对二十世纪,对所有年代都如此。”(保罗·奥斯特)
“策兰的伟大进入英国和美国的诗歌,给我们的诗歌留下了标记;很难想象有其他任何外国当代诗人像他那样,在我们这里魔咒般唤起了诗是什么的感觉。”(《纽约时报》书评)
“二十世纪诗人中,没有人像策兰那样,以如此敏锐的锋芒穿透语言的内部。”(查尔斯·伯恩斯坦)
以上是一些美国诗人、作家对策兰的评价。英美评论家中,最早关注策兰的是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这位“人文主义宗匠”,带有犹太背景、通晓多种语言文化、独具慧眼的评论家,很早就在他的《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1975)中探讨过策兰诗歌的读解问题。他毫不犹豫地称策兰的诗为“德国诗歌(也许是现代欧洲)的最高峰”。
几年前,我在中国认识了美国著名诗人、米沃什的杰出译者罗伯特·哈斯及他妻子、女诗人布伦达·希尔曼,也直接感受到策兰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哈斯曾称策兰的《死亡赋格》为“二十世纪最不可磨灭的一首诗”,布伦达在北大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中,除了谈到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翻译的杜甫的《旅夜书怀》,还谈到在她的身边总是放着另一首诗,那就是策兰的《永恒老去》:
永恒老去:在
策韦泰里,日光兰
以它们的白
相互发问。
以从死者之锅中
端出的咕咕哝哝的勺子,
越过石头,越过石头,
他们给每一张床
和蓬帐
舀着汤。
“策韦泰里”为意大利城市,“日光兰”为希腊神话中地狱之神的花,据说可保灵魂安宁。除此之外,这首诗就要靠我们自己来读了。至于它为什么会久久地伴随着一位美国女诗人,这更是一个谜。
诗的影响很难谈,这也不是本文主要考察的内容。策兰在给巴赫曼的信中曾这样说:“我窃取了你的龙胆草,因此拥有金菊花和许多野莴苣”。我们不妨也这样来想象吧。
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策兰对美国诗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大概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这和在我们这里的情况差不多。
而美国诗人感兴趣的,主要是策兰中后期的诗:它的“晚期风格”,它的“去人类性”,它那陌生而诡异的语言,它的“不加掩饰的歧义”(undissembled ambiguity),既激发探秘般的热情,又提供了无穷的翻译(或者说“窃取”)的可能性。
而这必将导致的,是对语言的重新发现。正如伽达默尔所看到的那样,当人们与策兰诗歌相遇,将会发现“这地形是词的地形……在那里,更深的地层裂开了它的外表。”
也可以说,美国诗人翻译家更看重的,是策兰“后现代”的一面(这和一般读者把策兰的诗仅仅视为“奥斯维辛”的历史见证很不同),或者干脆说,他们把策兰变成了一个讲英语(当然不是那种“通行”的英语)的“后现代”诗人。
——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利欧塔的著名论断:“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还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
对策兰的英译,应首推英国德裔诗人、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他在策兰在世时就开始翻译策兰了。他翻译的策兰诗选(企鹅版,1990年初版),包括了策兰一生不同时期的163首诗(策兰一生大概有800多首诗),这是第一个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译本。它的意义在于较早、较全面地介绍了策兰诗歌,只是很难见出其“重心”和诗学“取向”何在,尤其让人不满足的,是对策兰后期诗歌关注不够。2002年,汉伯格的策兰诗选修订扩大版改由纽约Persea Books出版,也只是增加了《狼豆》等不到十首诗。
我本人自1991年以来对策兰的翻译,最初主要依据汉伯格的译本,到后来,我更看重彼埃尔·乔瑞斯(Pierre Joris)的翻译。与有些译者有选择性地译介不同,乔瑞斯给自己定下了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一本一本地译介策兰后期那些艰涩的诗歌。到目前为止,他至少已提供了三个策兰后期诗集《换气》(1995)、《线太阳群》(2000)、《光之逼迫》(2005)的译本,还编选过一个策兰诗文选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策兰是一位必不可少的诗人,不仅对二十世纪,对所有年代都如此。”(保罗·奥斯特)
“策兰的伟大进入英国和美国的诗歌,给我们的诗歌留下了标记;很难想象有其他任何外国当代诗人像他那样,在我们这里魔咒般唤起了诗是什么的感觉。”(《纽约时报》书评)
“二十世纪诗人中,没有人像策兰那样,以如此敏锐的锋芒穿透语言的内部。”(查尔斯·伯恩斯坦)
以上是一些美国诗人、作家对策兰的评价。英美评论家中,最早关注策兰的是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这位“人文主义宗匠”,带有犹太背景、通晓多种语言文化、独具慧眼的评论家,很早就在他的《巴别塔之后》(After Babel,1975)中探讨过策兰诗歌的读解问题。他毫不犹豫地称策兰的诗为“德国诗歌(也许是现代欧洲)的最高峰”。
几年前,我在中国认识了美国著名诗人、米沃什的杰出译者罗伯特·哈斯及他妻子、女诗人布伦达·希尔曼,也直接感受到策兰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哈斯曾称策兰的《死亡赋格》为“二十世纪最不可磨灭的一首诗”,布伦达在北大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中,除了谈到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翻译的杜甫的《旅夜书怀》,还谈到在她的身边总是放着另一首诗,那就是策兰的《永恒老去》:
永恒老去:在
策韦泰里,日光兰
以它们的白
相互发问。
以从死者之锅中
端出的咕咕哝哝的勺子,
越过石头,越过石头,
他们给每一张床
和蓬帐
舀着汤。
“策韦泰里”为意大利城市,“日光兰”为希腊神话中地狱之神的花,据说可保灵魂安宁。除此之外,这首诗就要靠我们自己来读了。至于它为什么会久久地伴随着一位美国女诗人,这更是一个谜。
诗的影响很难谈,这也不是本文主要考察的内容。策兰在给巴赫曼的信中曾这样说:“我窃取了你的龙胆草,因此拥有金菊花和许多野莴苣”。我们不妨也这样来想象吧。
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策兰对美国诗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大概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这和在我们这里的情况差不多。
而美国诗人感兴趣的,主要是策兰中后期的诗:它的“晚期风格”,它的“去人类性”,它那陌生而诡异的语言,它的“不加掩饰的歧义”(undissembled ambiguity),既激发探秘般的热情,又提供了无穷的翻译(或者说“窃取”)的可能性。
而这必将导致的,是对语言的重新发现。正如伽达默尔所看到的那样,当人们与策兰诗歌相遇,将会发现“这地形是词的地形……在那里,更深的地层裂开了它的外表。”
也可以说,美国诗人翻译家更看重的,是策兰“后现代”的一面(这和一般读者把策兰的诗仅仅视为“奥斯维辛”的历史见证很不同),或者干脆说,他们把策兰变成了一个讲英语(当然不是那种“通行”的英语)的“后现代”诗人。
——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利欧塔的著名论断:“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还有:“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
对策兰的英译,应首推英国德裔诗人、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他在策兰在世时就开始翻译策兰了。他翻译的策兰诗选(企鹅版,1990年初版),包括了策兰一生不同时期的163首诗(策兰一生大概有800多首诗),这是第一个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译本。它的意义在于较早、较全面地介绍了策兰诗歌,只是很难见出其“重心”和诗学“取向”何在,尤其让人不满足的,是对策兰后期诗歌关注不够。2002年,汉伯格的策兰诗选修订扩大版改由纽约Persea Books出版,也只是增加了《狼豆》等不到十首诗。
我本人自1991年以来对策兰的翻译,最初主要依据汉伯格的译本,到后来,我更看重彼埃尔·乔瑞斯(Pierre Joris)的翻译。与有些译者有选择性地译介不同,乔瑞斯给自己定下了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一本一本地译介策兰后期那些艰涩的诗歌。到目前为止,他至少已提供了三个策兰后期诗集《换气》(1995)、《线太阳群》(2000)、《光之逼迫》(2005)的译本,还编选过一个策兰诗文选集(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