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单就下面选的作品而论，也可以看见几种不同的方式。

 下面选了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这是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惟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下面选了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参看亚理士多德《诗学》第1451(乙)、1460(乙)。《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鉏麑自杀以前的独白，古来好些读者都觉得离奇难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为既然是独白，“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但是对于《长恨歌》故事里“夜半无人私语”那桩情节，似乎还没有人死心眼的问“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或者杀风景的指斥“临邛道士”编造谎话。）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例如《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卷六十八载杨造《乞罢和议疏》讲到沦陷的人民，就说：“窃恐岁月之久，人心懈怠。”）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从韩元吉的记载里，看得出北方虽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里的人民还是怀念祖国。（参看辛启泰辑《稼轩集钞存》卷一《乾道乙酉进美芹十论》里《观衅》第三）范成大的诗就是加强的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所以那样真挚感人。

钱钟书,国学大家风范

我是去年秋天读老钱《宋诗选注》的，感觉的确和一般人的诗论有很大不同，语言简练，见解精到，是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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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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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辛苦了，不过体例有误，第二节的开头是在 “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而不是你转的“ 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