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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黄居正　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提名及初评委员会主席，《建筑师》杂志主编，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客座教授，策展人。2008年至今，一直任中国建筑传媒奖提名委员会委员。
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已于近日启动自主申报程序。两年一届的中国建筑传媒奖是中国首个侧重建筑的社会评价、实现公民参与、体现公民视角，以“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为评奖标准的建筑奖。今日起，本报就建筑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建筑师的社会责任等问题推出系列访谈。首篇推出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提名人及初评委员会主席黄居正的访谈，他认为，建筑师不把中国当下的情形看成是自己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而是选择有操守、有坚持、有责任地生存的话，一定可以有所作为。
商业项目也可以是公民建筑
南都：自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至今已有5年，你先后参与了第一届、第二届提名及初评委员会，目前，又接手第三届提名及初评委员会主席。这几年，你对中国建筑传媒奖主旨的认识有哪些变化？
黄居正：记得2008年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提名人都不清楚这个以“公民建筑”为题的奖项公布出来大众会有怎样的评价。到了第二届，大家已意识到它和专业奖项不一样，不仅要考量建筑的功能，还要超越单纯的建筑美学评价，体察建筑是否蕴涵足够的人文关怀，也就是建筑的社会伦理功能，譬如材料是否因地取材、是否环保，能否能唤起公众的交往意识和情感反应等。
5年来，中国建筑传媒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公民建筑的内涵与外延、目标与意义也在逐渐明晰。第一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冯纪忠先生的获奖感言，对我震动极大，他说：每一个建筑都应该是公民建筑。不管是什么类型，由谁出资，最终使用者为何人，只要本着人文关怀的理念，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建筑”，因此，大可不必对商业项目抱排斥的态度。
南都：刚才你主要谈的是这个奖的价值取向，在评选机制上，你认为中国建筑传媒奖和别的奖项有何不同？
黄居正：我参加过很多奖项的评选，这个奖项与其他奖项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公正性、透明性。我们评委经常会对某一作品各持己见，甚至很多时候还会争论到面红耳赤。我们没有所谓的“最权威人士”，评委是平等的，谁都不会因为有某位权威发言而变得“沉默”。而这种情况在很多专业奖项的评选过程中很少见。更为重要的，对于进入评奖最后阶段的项目，评委会成员会进行实地考察，并写出包括建筑完成度、使用情况、体验感受等的评价报告，提供给全体评委作为最后评判的参考，避免了仅依赖看图和照片可能带来的偏颇。
粗暴的造城运动切断城市文脉
南都：能否谈谈这几年来，你印象最深的一个参评的项目？
黄居正：印象深刻的项目有很多，例如首届获得最佳建筑奖的项目“毛寺生态小学”。这个项目获奖之前引发了评委间激烈“PK”，因为从专业角度来看，它未必是在设计上有多大突破的建筑，或者说是多么吸引“眼球”的一个建筑。但是把它推上这个奖项，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公民建筑”的人文精神。它富有生态可持续性，依据了当地气候以及建房传统，就地取材，由村里居民来修建，可以说实现了人与建筑、自然的和谐共生。
南都：这种建筑在我国多吗？你怎么看我们当下的“建筑”？
黄居正：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者更偏好于建设标志性建筑，竖立地标。最近热炒的“大秋裤”就是典型。很多建筑为了追求“标志性”而标新立异，经不起推敲。我以为，标志性建筑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图底关系”，即纪念性、地标性建筑与大量的“匿名性”建筑所形成的城市肌理之间应有一种合理的、有机的关联。另一个是建筑的形式造型，它能否表达该城市的性格，能否与该城市的历史文化达成某种或共生或回应的关系，同时也考量着城市管理者和建筑师的格局和审美眼光，切勿把审美变成审丑。


南都：那么大量非标志性建筑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你认为普通人的居住、公共空间质量有提升吗？
黄居正：从居住的物质性角度而言，我们应该承认居住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几十年前只求一个住地，到逐渐开始关注居住的环境景观、居住的舒适度。但是，不能忽视的是，随着快速城市化，遍地开花的上楼工程和造城运动，也粗暴地切断了我们与土地的神圣联系，割裂了绵延千年的文脉，摧毁了城市与乡村的历史记忆，让生活在当下的我们难以找到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有坚守的建筑师也可有作为
南都：这种现状是否和行业体制的发展有关？
黄居正：从体制上看，中国在1996年前都是国有设计院，建筑师都是集体创作。1996年体制改革后，出现了大量建筑师私人事务所，建筑师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个人表达空间。之后，国内各个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这为建筑师提供了很多实践创作的机会；但也因为快，很多项目的诞生都很匆促，建筑师没有太多的时间周全考虑，国外一般项目设计至少需要半年、一年，而在中国两三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加之甲方大多强势，建筑师时常不幸沦为画图匠，成为贯彻甲方偏好、意志的机器而已。
南都：在这样的状况下，建筑师怎样做出更好地创作？
黄居正：如果建筑师不把中国当下的情形看成是自己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而是选择有操守、有坚持、有责任地生存，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不少优秀建筑师和建筑作品的出现。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就是一个案例。
南都：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大量的拆迁旧改，如何将“公民建筑”这个理念融入进去，使城市更加有精神？
黄居正：我一直不能忘怀瑞士南部的蒙特卡罗索小镇。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镇政府邀请了斯诺兹来参与小镇的改造更新规划，并在镇中心建造一个小学校。基地上原有已濒临坍塌的15世纪的女修道院，政府希望彻底清除，好让建筑师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最好的图画。但斯诺兹并不领情，坚持要求保留修道院建筑。几成废墟的老修道院最终得到了新生，其侧翼部分成了小镇的咖啡馆。同时斯诺兹收集了残留的一些建筑构件，把它们嵌入到新的学校建筑中去。最后，老教堂、新学校、咖啡馆一起围合成一个向市民开放的广场。
去年我到这个小镇逗留了几个小时，当我坐在廊下的咖啡馆，看着夕阳渐渐西沉，市民陆续来到广场，就着啤酒或咖啡交谈，孩子们在广场骑车玩耍。我猛地感觉好像我并不是来自遥远的地球的另一边，而是生于斯，长于斯，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熟识感。这种熟识感来自于哪儿呢？斯诺兹给出了答案，他说：“我保护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家乡。”在这儿，建筑的形式已经不再重要，你感受到的是一种氛围，一种场所精神。
而我们当下很多建筑，过于注重标志性的外在形式，而且更不堪的是，一些不入流的、糟糕的形式经常污染我们的视觉。因此，提倡将公民建筑的精神融入城市，为公民提供舒适的环境、可交往的空间，甚至激发出一些有益的活动和组织，更加重要。
“公民建筑”让建筑师创作有了新坐标
南都：你觉得“公民建筑”这个概念和方向提出来，是否能成为建筑师们在形式、结构等话题外的另一个关注点？
黄居正：是的。建筑师关注形式造型、结构构件等无可非议，但除了这些专业技巧，“公民建筑”提出了一个新的视域，让建筑师在设计创作时有了一个新的坐标，促使建筑师更多地去反思建筑的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