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曹植与曹丕早年的关系友好
事实上,在曹植少年时期,他与曹丕的关系友好,曹植完全有以《白马篇》歌颂曹丕的心理和感情基础。曹丕与曹植争位是成年后的事。但是文学史家常把兄弟二人你死我活的关系绝对化,认为曹植不可能歌颂曹丕。胡应麟说:“子桓《典论》绝口不及陈思,临淄书尺只语无关文帝。”[5]这便成为《白马篇》的原型不可能是曹丕的理由。诚然,他们兄弟间的确有激烈尖锐的矛盾,兄弟二人的确因争夺王位而你死我活,但是,这是后来的事。以曹操行事之精密,他不可能过早地透露“立贤不立长”的机密,兄弟俩也不可能在少年时代就不共戴天。实际上,在建安20年(215年)前,因为曹操年富力强,太子的事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建安19年至22年之间,正是曹操考察兄弟俩能力的时期。建安19年,曹操征孙权,令曹植留守邺城,临行时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23。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23矣,可不勉与!”建安19年曹植23岁,曹操对他还在栽培和考察中。在建安20年前,兄弟二人的关系没有破裂,这表现在:
(一)兄弟情好如心腹。据曹丕《与钟繇谢玉玦书》,建安16年(211年),曹操出征汉中,曹丕
驻守孟津。曹丕从南阳宗惠叔处得知钟繇有块美玉玦,于是请曹植前往汉中,瞒着曹操向钟繇索取玉玦:“密使临淄侯因人说之,繇遂送焉。”由于曹植暗中相助,曹丕终于如愿以偿。这时,曹植背着父亲暗中帮助曹丕满足私欲,颇有沆瀣一气之嫌;兄弟俩不仅友好,而且曹植还是曹丕的心腹密友。
(二)兄弟俩互相称许。在文章中,兄弟俩并非如胡应麟所说的那样彼此互不道及,相反他们
不仅互相提及,而且互相称许。甚至在曹丕立为魏太子之后,因为曹操健在,兄弟俩的关系还比较融洽,二人还互相称赞。曹丕《论郤俭等事》云:
陈思王《辨道论》云: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能行气,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人。自王与太子及余之兄弟,成以为调笑,不全信之。
这里,曹丕称赞和引用曹植的《辨道论》。曹植《辨道论》的原文是:“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美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成以为调笑,不信之矣。”二者相比,除了有所省略外,文字基本相同,曹丕比较忠实地引用了曹植的文章。此时,曹丕的太子地位已经确立,但他仍大段地援引弟弟的论文,称许和表彰曹植。同时,曹植《辨道论》中“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等语,语调平和,感情亲密,他对“太子”曹丕相当尊敬。曹丕投桃报李,以引用其文章的方式艺术地称许弟弟。曹丕被立为太子在建安22年(217年),可见,即使在这一年,兄弟二人的关系不仅没有公开分裂,而且还声气相投、关系融洽,完全没有后来《七步诗》和《赠白马王彪》那种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痕迹。如果曹植在建安22年以前写作《白马篇》,都有热情歌颂曹丕的可能。
另外,从谦虚的角度看,《白马篇》也当非“自况”。在建安时期,天下未定,曹氏兄弟都比较谦虚。曹丕说:“不可自谓己长。”依照此理,《白马篇》当不是“自况”性的作品,而可能是歌颂他人。
综上所述,曹丕善骑射的事迹名闻天下,奠定了曹植《白马篇》歌颂曹丕的客观条件;少年曹植与曹丕的关系亲密,奠定了《白马篇》歌颂曹丕的主观条件;从曹植《白马篇》细节与曹丕事迹的相似看,它不是曹植“自况”,而是歌颂兄长曹丕。《白马篇》的原型问题不仅仅是作品的主题问题,它还隐含了曹植与曹丕早年关系友好的事实。历史是复杂的,兄弟二人的关系也有个发展过程。曹植与曹丕并非在早年就彼此仇视,《白马篇》恰恰反映了他们早年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