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这么说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我们有的同志认为未来的拼音文字并不是涌来代替现行的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的,而应该是一种新的汉语书面语,因此没有必要过多地考虑现在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中那么多的同音词问题,即使还有一些,通过词儿连写就可以解决。他们认为既然口语对华都能听懂,拼写下来的拼音文字没有理由读不懂。这些观点牵涉到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很值得深入讨论和研究。但是过去缺乏合适的气氛,没法讨论,因为任何对现行方案的意见都认为是从根本上反对汉字改革。现在气氛宽松多了,所以我们想提出来和同志们讨论讨论。
首先是语言和问题的关系问题。文字是语言符号的书面符号。要成为一种有效的书面符号,虽然不一定要反映语言符号传递的全部信息,但是必须反映足够的信息。怎样才算是反映了足够的信息视不同语言而会有所不同,这是由不同语言的特点决定的。是否反映了足够的信息有一嘎经验标准,那就是文字的可读性,也就是见到书面符号能不能读出相应的语言符号来。世界上过去使用过或现在正在使用的文字都具备这一基本功能,尽管学习这些文字的难易程度,书写和使用这些文字的便捷程度会有所不同。用汉字书写的中文尽管不是音素文字,也是可以阅读的实用文字。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不同的形体代表汉语中不同的语素和相应的语音,汉字的组合代表了汉语语素的组合,就这样形成一个有效的汉语书面符号系统。世界上已知的各种语言的音素不超过几十个,而语素一般有几千个。语素文字需要的单位符号就要比音素文字多得多,这正是汉字的致命缺点。西方拼音文字的字母往往是从词简缩而来的,由此可以推论,最初这些语言的文字是词语文字,以后逐步演变为音素文字。西方语言的词有形态变化,词的语音结构比较复杂,书面符号只要能反映词的语音结构就传递了足够的信息,而且形态变化又迫使文字音素化,因为形态变化涉及的往往只是个别因素的替换或增减而不是改变整个词语的语音形式。汉语则不然,语音结构比较简单,又没有形态变化。至少在创制汉字的时代,汉语的情况大致已和今天差不多。因为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游离的音素,再加上汉字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文化区的中心,没有受到强烈的外来的音素文字的影响,所以汉字也就一直没有演变为音素文字。另一方面,汉语从很早的年代就有相当数量的同音语素,而汉字在区分同音语素方面有方便之处,这就增加了同音语素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汉字便于区分同音语素的长处越来越突出。这恐怕也是今天要用拼音文字来替代汉字最棘手的一个方面。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就永远无法采用拼音文字。汉藏语系不少和汉语十分相思的语言采用了拼音文字,汉语没有理由不能采用拼音文字。但是汉语的拼音文字一定要反映汉语的特点,特别是应该有某种表示声调的方法,而且语素应该是明晰的,可以辨读的。
文字和音标的不同在于文字要传递语言符号的足够的信息,而音标只传递部分语音信息,可以不考虑语素或词等高层次的语言信息。《汉语拼音方案》尽管最初是作为文字方案设计的,但是只考虑了语音原则,完全没有考虑作为一种书面语必须考虑的词语原则和历史原则,因此就没有传递足够的语言信息,也就难以成为一种实用的文字,而只是一种注音字母或者说音标。英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不过可以说在今天已不是一种理想的拼音文字,但是毕竟还是一种拼音文字。试想用反映英文语音更准确的国际音标来代替英文行不行?如果不行,为什么不行?又如俄文,比英文更符合语音原则,即使用基里尔字母的音标来替代现行的俄文行不行?如果也不行,那又是为什么?
其次,为一种过去没有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和改变一种已有悠久的书面语传统的文字不是一回事。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处于不发达状态,功能是单一的,有限的,只用于日常生活交际。为这样的语言创制文字,一般采用语音原则就可以了。那样才可以说“既然说出来能懂,写下来当然也能懂”,但是现代汉语书面语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书面语言,是一嘎多功能的交际系统,不仅使用范围不限于日常生活,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书面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信息交流方面,书面语的作用往往超过了口语,文字更多地用“目治”的方式来阅读,还在文字的基础上加工成各种更浓缩的符号。因此,涉及现代文明语言的文字改革方案,就不能只考虑语音原则,只考虑口语,而必须考虑书面语本身带来的种种复杂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文明民族会同意采纳一种新的文字体系,其代价是必须抛弃一种多功能的现有的文字体系而改用一种只适合口语的单功能的文字体系。这不仅意味着要割断凝聚在书面语中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要被迫在一个时期中断一切现代文明活动去等待在口语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书面语传统。这看来是很不现实的。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首先是语言和问题的关系问题。文字是语言符号的书面符号。要成为一种有效的书面符号,虽然不一定要反映语言符号传递的全部信息,但是必须反映足够的信息。怎样才算是反映了足够的信息视不同语言而会有所不同,这是由不同语言的特点决定的。是否反映了足够的信息有一嘎经验标准,那就是文字的可读性,也就是见到书面符号能不能读出相应的语言符号来。世界上过去使用过或现在正在使用的文字都具备这一基本功能,尽管学习这些文字的难易程度,书写和使用这些文字的便捷程度会有所不同。用汉字书写的中文尽管不是音素文字,也是可以阅读的实用文字。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不同的形体代表汉语中不同的语素和相应的语音,汉字的组合代表了汉语语素的组合,就这样形成一个有效的汉语书面符号系统。世界上已知的各种语言的音素不超过几十个,而语素一般有几千个。语素文字需要的单位符号就要比音素文字多得多,这正是汉字的致命缺点。西方拼音文字的字母往往是从词简缩而来的,由此可以推论,最初这些语言的文字是词语文字,以后逐步演变为音素文字。西方语言的词有形态变化,词的语音结构比较复杂,书面符号只要能反映词的语音结构就传递了足够的信息,而且形态变化又迫使文字音素化,因为形态变化涉及的往往只是个别因素的替换或增减而不是改变整个词语的语音形式。汉语则不然,语音结构比较简单,又没有形态变化。至少在创制汉字的时代,汉语的情况大致已和今天差不多。因为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和游离的音素,再加上汉字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文化区的中心,没有受到强烈的外来的音素文字的影响,所以汉字也就一直没有演变为音素文字。另一方面,汉语从很早的年代就有相当数量的同音语素,而汉字在区分同音语素方面有方便之处,这就增加了同音语素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汉字便于区分同音语素的长处越来越突出。这恐怕也是今天要用拼音文字来替代汉字最棘手的一个方面。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就永远无法采用拼音文字。汉藏语系不少和汉语十分相思的语言采用了拼音文字,汉语没有理由不能采用拼音文字。但是汉语的拼音文字一定要反映汉语的特点,特别是应该有某种表示声调的方法,而且语素应该是明晰的,可以辨读的。
文字和音标的不同在于文字要传递语言符号的足够的信息,而音标只传递部分语音信息,可以不考虑语素或词等高层次的语言信息。《汉语拼音方案》尽管最初是作为文字方案设计的,但是只考虑了语音原则,完全没有考虑作为一种书面语必须考虑的词语原则和历史原则,因此就没有传递足够的语言信息,也就难以成为一种实用的文字,而只是一种注音字母或者说音标。英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不过可以说在今天已不是一种理想的拼音文字,但是毕竟还是一种拼音文字。试想用反映英文语音更准确的国际音标来代替英文行不行?如果不行,为什么不行?又如俄文,比英文更符合语音原则,即使用基里尔字母的音标来替代现行的俄文行不行?如果也不行,那又是为什么?
其次,为一种过去没有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和改变一种已有悠久的书面语传统的文字不是一回事。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处于不发达状态,功能是单一的,有限的,只用于日常生活交际。为这样的语言创制文字,一般采用语音原则就可以了。那样才可以说“既然说出来能懂,写下来当然也能懂”,但是现代汉语书面语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书面语言,是一嘎多功能的交际系统,不仅使用范围不限于日常生活,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书面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信息交流方面,书面语的作用往往超过了口语,文字更多地用“目治”的方式来阅读,还在文字的基础上加工成各种更浓缩的符号。因此,涉及现代文明语言的文字改革方案,就不能只考虑语音原则,只考虑口语,而必须考虑书面语本身带来的种种复杂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文明民族会同意采纳一种新的文字体系,其代价是必须抛弃一种多功能的现有的文字体系而改用一种只适合口语的单功能的文字体系。这不仅意味着要割断凝聚在书面语中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要被迫在一个时期中断一切现代文明活动去等待在口语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书面语传统。这看来是很不现实的。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