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开始到2003年前后,我国迎来第一波房贷高潮。有媒体称,当时的住房贷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房贷者相继进入无债一身轻的状态。
然而,还清了贷款的房奴们幸福了吗?
被剥夺的青春,被改变的生活方式,被裹挟的年轻人,这是一代房奴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
而整个社会,又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试着从文化心理上解读首批房奴“幸福论”背后,这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
●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
●“一个人要吃烧饼,就不能用这个烧饼卖钱;想卖钱的话,那他就不能吃这个烧饼。”
坐“高铁”的与追“高铁”的对抗
作为首批房奴,济南白领黄益民早在8年前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并没有感受太多。更多的,是焦虑。
首批房奴幸福论,在黄益民这样一个10年来有过两次置业经历的人看来,是在鼓吹房地产泡沫,“让人觉得房地产就像当年的股市,只要一辆奥拓进入楼市,转身一辆奥迪出来。”
最新消息是,西班牙房奴已经“杯具”了。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无法按时还贷,难以忍受银行没收房子带来的羞辱,当场跳楼自杀。
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华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在西班牙房价最高点时出手的。
这样的现实提醒黄益民,要看好自己手头上的150万元。
这笔财富,是黄益民刚卖掉济南市燕山立交附近一套150平方米房子变现来的。
2007年买的这套房子,或许是黄益民这辈子抓住的最大的机会了。现在再投资房地产,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击鼓传花游戏中的“最后接手者”。
黄益民现在的焦虑是,暂时存在银行里的这150万,每天都面临着通货膨胀下的缩水危险。
但升级换房,把自己再变成房奴,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在他看来,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过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别人吃肉喝汤之时,蹭到一点油花而已。”
要过上幸福日子,得让这150万保值增值,不能通货膨胀,更不能让房价降下来。黄益民现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当初花40多万买来的,如今价值过百万。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私下里,黄益民自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关注过“蚁族”,感叹现在这些年轻大学生打拼不易。这群数量庞大的“蚁族”,正为能够扒上这趟房价“高铁”疲于奔命。
但另一方面,作为坐上“高铁”的人,黄益民希望这趟车能开快些。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只蹭到了一点油花”。
“没有人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黄益民为自己的“分裂心态”辩解。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蹭油花者”,十年来过手两套商品房带来的收益,就相当于在单位辛辛苦苦干十年。这也是首批房奴即将到还贷期的消息,激起一片“幸福论”的原因。这样的“致富路径”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为普及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只会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人去关心。
黄益民“价值标准”的改变,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正是房地产市场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体现。资本的强大力量,让每个阶层的价值标准随着房子改变,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最终导致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的对抗。
毁了爱情也毁了想象力
黄益民的朋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
然而,还清了贷款的房奴们幸福了吗?
被剥夺的青春,被改变的生活方式,被裹挟的年轻人,这是一代房奴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
而整个社会,又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试着从文化心理上解读首批房奴“幸福论”背后,这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
●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
●“一个人要吃烧饼,就不能用这个烧饼卖钱;想卖钱的话,那他就不能吃这个烧饼。”
坐“高铁”的与追“高铁”的对抗
作为首批房奴,济南白领黄益民早在8年前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并没有感受太多。更多的,是焦虑。
首批房奴幸福论,在黄益民这样一个10年来有过两次置业经历的人看来,是在鼓吹房地产泡沫,“让人觉得房地产就像当年的股市,只要一辆奥拓进入楼市,转身一辆奥迪出来。”
最新消息是,西班牙房奴已经“杯具”了。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无法按时还贷,难以忍受银行没收房子带来的羞辱,当场跳楼自杀。
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华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在西班牙房价最高点时出手的。
这样的现实提醒黄益民,要看好自己手头上的150万元。
这笔财富,是黄益民刚卖掉济南市燕山立交附近一套150平方米房子变现来的。
2007年买的这套房子,或许是黄益民这辈子抓住的最大的机会了。现在再投资房地产,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击鼓传花游戏中的“最后接手者”。
黄益民现在的焦虑是,暂时存在银行里的这150万,每天都面临着通货膨胀下的缩水危险。
但升级换房,把自己再变成房奴,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在他看来,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过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别人吃肉喝汤之时,蹭到一点油花而已。”
要过上幸福日子,得让这150万保值增值,不能通货膨胀,更不能让房价降下来。黄益民现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当初花40多万买来的,如今价值过百万。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私下里,黄益民自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关注过“蚁族”,感叹现在这些年轻大学生打拼不易。这群数量庞大的“蚁族”,正为能够扒上这趟房价“高铁”疲于奔命。
但另一方面,作为坐上“高铁”的人,黄益民希望这趟车能开快些。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只蹭到了一点油花”。
“没有人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黄益民为自己的“分裂心态”辩解。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蹭油花者”,十年来过手两套商品房带来的收益,就相当于在单位辛辛苦苦干十年。这也是首批房奴即将到还贷期的消息,激起一片“幸福论”的原因。这样的“致富路径”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为普及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只会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人去关心。
黄益民“价值标准”的改变,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正是房地产市场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体现。资本的强大力量,让每个阶层的价值标准随着房子改变,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最终导致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的对抗。
毁了爱情也毁了想象力
黄益民的朋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