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孤独、惶恐是我的现实
刘晋锋 新京报
“不是文化型艺术家，也不是科研型艺术家”，《大家庭》创作者只负责内心
“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画大家庭，画全家福，实际上潜意识里跟我自己的家庭状况很有关系。”
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画全家福跟家庭背景有关
我永远不可能画出阳光开朗、其乐融融的作品，我的画永远都是阴性的、忧郁的，这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与家庭的关系让我始终看到的都是生活的侧面、甚至是背面，而不是它的正面。
从我4岁开始，母亲便教我们几兄弟画画，后来他们都放弃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一做完作业就开始画画。
我开始和别的小孩不一样，有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16岁那年的春节，我爸带我去看望一个画家，是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老校友。
我一进那个人的家门，完全就傻掉了，满墙的画！我觉得他一定是大师。回家之后，我央求父亲带我去拜师学艺，他不同意，在他心目中学艺术是很无聊的事情。
我忍了两个月终于没忍住，自己上门去找那位画家，把作品拿给他，他一看就乐了：“你完全不会画画啊！不过你是一张白纸反而好，哪怕你就会一点点绘画，要改掉你的坏习惯倒更麻烦。从明天开始你到我的家里来。”我兴奋得要死，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学画的欲望，每天都跑去那位画家家里去学画画，进步飞快。我完全着迷于此，父母都认为我疯掉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父亲的关系特别紧张起来。
他是一个专制的人，认为孩子必须按照家长的想法行为处事，我又不服气。开学交学费，我把书费扣下来不交，拿去买纸笔、颜料，这个事情父亲到现在都不知道。在我30岁之前，我们基本上不交流。
我就像家里的一个多余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下乡的时候，临走前，我爸给我哥10元，只给我5元，哥哥分一些钱给我，我爸爸还跟他说：“别给他，他又会乱花。”我每次从乡下回家，一定要背一袋米回来，快吃完的时候，我爸就会跟我说：“米吃完了，你该走了。”如果我不带口粮回去，他会说：“我们怎么养得起你？”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家的感觉，下乡让我精神愉快，我觉得我自由了，能够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离家越远越好。
现在说起来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画大家庭，画全家福，实际上潜意识里跟我自己的家庭状况很有关系。
进四川美院一直不自信
在我的印象中，我几乎就没有从父母老师那儿得到过表扬，几乎就是在一个病态的环境里长大。那个教我画画的老师虽然认为我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但也从不说表扬的话，有表扬也是从别人的嘴里转述给我，我会因为一句鼓励的话而兴奋好几天。但是我太热爱艺术了，所以没有表扬也坚持了下来。
1977年考大学时，四川美术学院在云南只招2名学生，我想都不敢想，这个名额怎么可能轮到我？别人跟我说我的人事关系被四川拿走时，我说：“不可能，我这么差。”我一直觉得不应该轮到我考上四川美院，好几年都背着一个包袱，“是不是招生的人弄错了？”我觉得谁都比我强，我是要技术没技术，要才华没才华。别人认为我是找了后门，我认为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完全是一个意外。
我们班同学很快就创作了一批伤痕题材的作品，包括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罗中立的《父亲》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伤痕绘画的风格和语言主要是学习俄罗斯的巡回画派，我觉得我永远都画不了他们那么好。一年级的时候，我给哥哥写信说我是班上最差的，我想退学。
想了一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太喜欢绘画了，才没有放弃。这个时候，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生、王克平到我们学校讲演，我们崇拜极了，他们已经进入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我们虽然看不懂，但被这种氛围感染得特别兴奋，对现代主义的艺术萌发了浓厚兴趣，加之知识面逐渐打开，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开始变得基本自信起来。
刘晋锋 新京报
“不是文化型艺术家，也不是科研型艺术家”，《大家庭》创作者只负责内心
“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画大家庭，画全家福，实际上潜意识里跟我自己的家庭状况很有关系。”
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画全家福跟家庭背景有关
我永远不可能画出阳光开朗、其乐融融的作品，我的画永远都是阴性的、忧郁的，这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与家庭的关系让我始终看到的都是生活的侧面、甚至是背面，而不是它的正面。
从我4岁开始，母亲便教我们几兄弟画画，后来他们都放弃了，只有我坚持下来，一做完作业就开始画画。
我开始和别的小孩不一样，有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16岁那年的春节，我爸带我去看望一个画家，是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老校友。
我一进那个人的家门，完全就傻掉了，满墙的画！我觉得他一定是大师。回家之后，我央求父亲带我去拜师学艺，他不同意，在他心目中学艺术是很无聊的事情。
我忍了两个月终于没忍住，自己上门去找那位画家，把作品拿给他，他一看就乐了：“你完全不会画画啊！不过你是一张白纸反而好，哪怕你就会一点点绘画，要改掉你的坏习惯倒更麻烦。从明天开始你到我的家里来。”我兴奋得要死，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学画的欲望，每天都跑去那位画家家里去学画画，进步飞快。我完全着迷于此，父母都认为我疯掉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父亲的关系特别紧张起来。
他是一个专制的人，认为孩子必须按照家长的想法行为处事，我又不服气。开学交学费，我把书费扣下来不交，拿去买纸笔、颜料，这个事情父亲到现在都不知道。在我30岁之前，我们基本上不交流。
我就像家里的一个多余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下乡的时候，临走前，我爸给我哥10元，只给我5元，哥哥分一些钱给我，我爸爸还跟他说：“别给他，他又会乱花。”我每次从乡下回家，一定要背一袋米回来，快吃完的时候，我爸就会跟我说：“米吃完了，你该走了。”如果我不带口粮回去，他会说：“我们怎么养得起你？”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家的感觉，下乡让我精神愉快，我觉得我自由了，能够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离家越远越好。
现在说起来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画大家庭，画全家福，实际上潜意识里跟我自己的家庭状况很有关系。
进四川美院一直不自信
在我的印象中，我几乎就没有从父母老师那儿得到过表扬，几乎就是在一个病态的环境里长大。那个教我画画的老师虽然认为我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但也从不说表扬的话，有表扬也是从别人的嘴里转述给我，我会因为一句鼓励的话而兴奋好几天。但是我太热爱艺术了，所以没有表扬也坚持了下来。
1977年考大学时，四川美术学院在云南只招2名学生，我想都不敢想，这个名额怎么可能轮到我？别人跟我说我的人事关系被四川拿走时，我说：“不可能，我这么差。”我一直觉得不应该轮到我考上四川美院，好几年都背着一个包袱，“是不是招生的人弄错了？”我觉得谁都比我强，我是要技术没技术，要才华没才华。别人认为我是找了后门，我认为不是靠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完全是一个意外。
我们班同学很快就创作了一批伤痕题材的作品，包括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罗中立的《父亲》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伤痕绘画的风格和语言主要是学习俄罗斯的巡回画派，我觉得我永远都画不了他们那么好。一年级的时候，我给哥哥写信说我是班上最差的，我想退学。
想了一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太喜欢绘画了，才没有放弃。这个时候，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生、王克平到我们学校讲演，我们崇拜极了，他们已经进入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我们虽然看不懂，但被这种氛围感染得特别兴奋，对现代主义的艺术萌发了浓厚兴趣，加之知识面逐渐打开，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开始变得基本自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