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语
胜利者在回首往事、总结经验时，往往容易贬低对方，掩饰自己的困难，把艰苦卓绝的斗争，说成了万事如意，一举成功。苏联红军在取得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所写的一些经验总结及一些将帅的回忆录，如：罗科索夫斯基主编的《战略学》、朱可夫写的《回忆与思》、什捷缅克写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著作，都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不同程度上回避了自身的弱点和矛盾，掩饰了他们在通往胜利道路上的曲折和困难。这样做给后人的印象是，前人的胜利是‘—蹴而就’。“轻而易举”、“微不足道”的。所以，前人如果忘掉了自己的困难，后人就容易忘掉前人的胜利。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谎囘报军情、夸大困难、歪曲真相，或逃避责任、窃他人的功劳为已有，抬高自己在胜利者行列中的地位。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英国的丘吉尔等人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夸大了他们各自战场上的敌情和困难，掩饰他们与德、意、日法囘西囘斯关系暖昧，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责任，贬低了苏联和其他各国人民及军队在反法囘西囘斯战争中的斗争成果。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美、苏等国出版的一些材料将自己写成救世主。极力贬低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外国不承认中国的功绩也还罢了，作为中国人的台湾当局，至今也不承认中国共囘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功绩，这是政治上的偏见，是对历史的歪曲。
所谓历史，应该是过去事实的真实记录和经验教训的总结，首要的是求实存真。
《天翻地覆三年间》一书，从1946年国共双方在美国人“调停”下谈判破裂，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开始，到1949年4月我三野八兵团渡江作战解放南京，捣毁蒋家王朝为止。这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段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这三年之间，战事频仍，风云变幻，经常是昼夜兼程，疆场驰骋。最后，中国人民终于澄清玉宇，赢得了蒋介石集团发动的这场内战的胜利。矢言要在半年内消灭囘共囘产党军队的蒋介石，却在中国大陆的各个战场上树起了白旗。中国共囘产党领导的全国军民不仅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而开启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历历辉煌史，曲曲胜利歌。事实无情地给蒋介石打了一记大耳光。许多人至今并不了解，为什么直到1948年底淮海决战时，在装备和兵力上仍保持着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竟然会被一支装备和兵力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呢?有兴趣的读者将会从本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以及某些意想不到的真实答案。是不是这样?就由读者来回答吧!
陈 士 榘
1994年4月于北京

一、竭诚拥护和支持陈毅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指挥
1946年陈士榘到达前方时， 内战已经打了三个多月，华东战场主要是苏皖边区的华中战场正处于严重关头，敌强我弱，敌军进攻气焰极为嚣张。华中野战军在苏中战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 山东野战军在淮北战场取得朝阳集歼敌一个旅的胜利之后，攻泗县未克。9月中旬，敌人侵占了两淮——淮阳、淮安，苏皖边区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敌后。我军正与敌人对峙在盐城、涟水、宿迁一线。可以说，陈士榘走马上任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当时，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陈毅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惑中。外患不可怕， 内忧的阴影笼罩，一时难以驱除。由于泗县没有打好，淮阴没有守住，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把责任都推到陈毅和宋时轮的身上，甚至有人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宋时轮也因此被免去了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职务。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也对陈毅在淮北仗打得不好，而有些不满，并试图派徐向前来协助陈毅指挥打仗，当陈的助手。
陈士榘置身于党内和军内如此艰难而复杂的环境中，对陈毅抱有极大的信任，怀着无比的同情。特别是阅读了10月4日陈毅亲笔写给八师领导同志的信，深为感动，深受教育。他十分敬佩陈毅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委曲求全，敢于责己，甚至以违心的自我批评，接受不公正的批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领导之间的团结，以消除部队之间的埋怨情绪的统帅风度。
陈士榘也深知即使徐向前到华东前线来协助指挥，也不能解决华东和华中所面临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战场指挥，而其实质是由于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的理解各不相同，各执一词，一时难以取得一致。作战思想不一致；影响到作战指挥不统一，作战行动不协调。
陈士整对陈毅寄予莫大的希望，十分赞赏陈毅的耐心。他深信最终解决华东和事中党内和军内的分歧意见，还得依靠陈毅，也只有他才能解决党内和军内的棘手问题，这已为新四军的历史所证明．以陈毅的统帅智慧和以诚感人，终可金石为开。所以陈士榘在这场争论中，衷心地拥护陈毅的领导，坚定地支持陈毅的指挥。
陈士榘对陈毅的拥护和支持，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也在战场上，用战胜敌人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他潜心研究敌人的作战特点和行动规律，寻求敌人的失误，创造良好的战机，先协助陈、粟打了宿北战役，紧接着又打了鲁南战役。两大战役的胜利，终于解决了党内和军内的分歧，增强了内部的团结。从此，战略思想统一了，作战指挥统一了，作战行动也协调一致了。陈毅笑逐颜开，如释重负。1947年元旦，他以个人名义，亲自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矛盾已解决，今后当集中兵力作战。”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放下心来，不再提派徐向前来华东的事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饶漱石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回到临沂后，又要把陈毅从新四军挤走。1943年新四军发生的“黄花塘事件”，就是饶漱石利用整风的机会，背着党中央，批斗陈毅，攻击陈毅在红军时期反对毛主席。后经毛主席亲自处理，饶漱石才没有得逞。这次又旧案重提，他妄图借陈毅在战争初期的某些失误，达到再次驱陈的目的。这一点，陈毅是心明眼亮的，他知道中央不会批准。果然，党中央、毛主席对饶漱石的计谋未予理睬，并提出“陈粟
不可分，陈粟合则胜，陈粟分则败”。
陈士榘对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立“陈粟不可分”的领导体制，是完全拥护的，陈毅自从上井冈山开始，一直是陈士榘的上级领导，陈士榘也一直对陈毅十分尊重和敬重。粟裕在红军时期与陈士榘一起工作过，如今各司其职，工作协调，彼此尊重，互相学习。

在作战地区上则有三种或四种选择：一是在苏北涟水地区就地转入反击七十四师；二是转兵鲁南消灭二十六师及快速纵队；三是出击淮北，调动敌人回援，然后歼灭之。出击淮北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西渡运河，在淮北路东歼敌；如打不好，则越过津浦路，到豫皖边建立根据地；如再打不好，就转到大别山开辟新区。另一种是：沿陇海路向西推进，在邳县、睢宁、铜山地区与敌决战，威胁徐州，吸引鲁南、两淮之敌回援，以解华中、鲁南之危，然后出击安徽淮北地区。
陈士榘始终坚持首先集中兵力在山东地区和敌人作战，把山东地区作为华东地区歼灭敌人的重点战场。其根据是：敌人在华东作战的目的是打通津浦线，把华东、华北、东北连结起来。华中(苏皖边)直接威胁宁沪，敌人势必倾全力争夺；山东的群众条件、地形条件、气候条件等各方面均优于苏皖边区，把山东作为大量歼敌的基地，然后以山东为依托再向苏皖豫发展最为有利。
正在我方紧张的磋商过程中，蒋介石的伪国民大会在一片喧嚣声中开张，为了配合伪国大制宪活动，军事上制定了一项“结束苏北战事”的四路进攻计划。即分别由东台、淮阳、宿迁、台(儿庄)枣(庄)地区同时进犯盐埠、淮海和鲁南地区，并预定于12月中旬开始。这就出现了新的战机，经过两个野战军的电报往返磋商，12月9日至10日基本确定打中间的一路，即由宿迁向沭阳进攻的六十九师和十一师。粟裕于12月12日到达山野与陈毅和陈士榘当面商定具体作战方案，尔后分头部署，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消灭了戴之奇的六十九师全部。至此，关于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的争论暂告一段落。

宿北战役结束后，按原来商妥的作战计划，下一步打鲁南，这是在打宿北战役的作战会议上已经定下的，中央军委也已同意批准的。中央在电贺宿北战役胜利时指出：下一步“应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可是，粟裕却坚持在苏北打七十四师，打淮阴，而张云逸、黎玉于12月20日向军委建议“—纵、八师回鲁南歼灭敌二十—六师”。于是争论再起。
又是两种意见争论不下。陈士榘和唐亮两人商讨后，觉得事关大局，只有打鲁南敌人，才有利无害，应该坚持。于是他们两人将几个方案的对比及利害关系都报中央军委，请军委和毛主席考虑决定。陈、唐于12月22日给军委发了一份长电，建议“按原计划集中山野主力回援鲁南，粉碎敌人进攻后，再配合华野会歼苏北之敌”。一面发报，一面用电话向陈毅(在华中军区阴平驻地)报告，解释：“陈军长啊!打两淮七十四师的方案确实不行，有重大缺陷，关系到华东战场全局的大问题，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你是司令员，我是参谋长，我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我有不同意见，如不提出来，那是对战争不负责任啊!”陈士榘高度的责任心，不计个人得失，也打破了参谋长只能贯彻首长意图，而不能动摇首长决心的惯例和条令的规定，果断而大胆地和唐亮一起直接向军委毛主席陈述他俩不同的意见。中央军委于12月24日复电，批准打鲁南战役。25日又指出：“要打一个比宿北战役更大的歼灭战。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部丧失，也有办法恢复。”至此争论才最终结束。这不能不认为：陈士榘和唐亮给军委电报和军委的复电起到了关键作用。

鲁南战役后部队整编，华东野战军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陈毅为前委书记，陈士榘是委员之一，在前委决策过程中，他就更有发言权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参谋长与首长是双重关系，行政上是隶属关系，党内是同志关系，党委会上是委员之间的平等关系。陈士榘在独立指挥的战役中，在决策上的作用就更大了，有时不仅起关键作用，甚至起决定作用。在鲁西南，在豫西都是与唐亮一起决定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的。
在豫东战役发起前，粟裕渡黄河南下其基本意图是一心一意要消灭敌邱清泉的第五军，但邱清泉很狡猾，与七十五师等部密集靠拢，我军不好分割，粟裕先后几次提出好几个作战方案，均不能实施，不好打。粟裕日夜焦虑，冥思苦想多种方案，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当其于1948年6月9日提出新的作战方案征询陈士榘、唐亮的意见时，其中第二案提出：“以三、八纵一部佯攻开封，吸引其增援”。陈唐两位首长经过认真思考讨论后， 由王德将他们讨论的结果，起草一份较长的复电于6月10日发给粟裕、张震。其主要内容是：“目前敌我在鲁西南成为胶着对峙状态，敌异常警觉，且有预定部署准备，正面不易歼敌”。因此，“一般的避开鲁西南转入敌之侧后，调动敌于运动中歼击为’有利。”并提出：“在目前中原整个作战方针上，应掌握战机，以歼灭可能歼灭之敌有生力量以削弱敌人，错乱敌人部署，造成敌人错觉，捕捉歼敌主力有利条件与机会为有利，勿为固定对象或固定地区所限，免贻误战机形成敌我主力长期对峙反为被动不利。”粟裕接此电后，于12日决定放弃在定陶打五军的计划，并要陈、唐：“侦察开封情况，始后；或由你们奔袭开封，歼灭守敌；或佯攻吸敌回援，在运动中歼灭之。”15日粟裕最后定下决心：“先打开封，后歼援军。”并下令陈、唐：“包围开封而攻占之．”中央军委17日复电，“完全同意16日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由此可见，陈、唐的建议对粟裕改变打五军的决心，并定下打开封的决策中，起到了促成和关键的作用。

第三阶段最后围歼杜聿明集团时，粟裕在指挥中因疲劳过度，病倒了，委托陈士榘指挥。他不分昼夜，亲临作战室值班．坐镇指挥，使他熟练的战场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左淮海决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上架在组织指挥战役、战斗中的特点：一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抓住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集中优势兵力、火力，迅速歼敌。如1948年春、夏、在组织指挥攻歼洛阳、开封守敌的战斗中，我军都是利用守敌麻痹的弱点，采用提前准备，隐蔽企图，远道奔袭和集中兵力、火力，密切协同，连续突击而取得成功的。二是在战斗关键时刻，深入现场，组织协同，实施指挥。如在最后解决洛阳、开封守敌缩集固守的核心阵地时，他都是亲自入城，到现场组织突击部队之间和集中炮火支援的协同动作，从而保证一次突击成功，速决歼敌。在1946年12月15日宿北战役发起后，他随即去8师指挥所了解、观察、掌握攻打峰山要点的战斗情况； 当夜又去一纵指挥所了解战斗进展情况，就地解决两个部队互相配合协同动作问题，从而缩短了战斗进程。三是着眼战略战役全局，全面领会研究上级指示，结合实际，主动提出可行的积极歼敌作战建议。如1948年3月上旬发起的洛阳战役，原来军委下达任务为调动歼灭由西安或平汉线、郑州增援之敌，他判断两处敌人迅速增援的可能性不大，乃改为乘敌犹豫不定之际，迅速攻克洛阳。1948年6、7月豫东战役发起之前，粟裕、张震遵照军委预定的以寻歼第五军为目标的意图，原拟集中西兵团各纵队南北夹击歼灭第五军于鲁西南地区，经陈士榘、唐亮提出建议，改为以三、八纵奔袭开封，调动西援的区寿年兵团于睢杞地区的作战计划，从而实施成功的。

我在重庆期间同叶挺谈了一次话(因为他是新四军的军长，我是新四军的参谋长)，谈了有关新四军部队的情况，也曾谈到1941年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我问他：“新四军军部已被国民党包围的情况下，你为什么到顾祝同那里去?!他们包围了你们的部队要活捉你，你去了，这不等于自己送上门去吗?”叶挺回答很简单，他说：“是饶漱石以党中央代表的名义要我去找顾祝同谈判的。”结果顾祝同将叶挺扣押，项英被害，饶漱石是化装逃出来的。我不了解
中央是否有这样的指示，我在重庆曾向周囘恩囘来汇报并探问过此事，周囘恩囘来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建囘国之后，批判饶漱石，中央要核实此事，叶挺已经去世，只有总囘理知道我了解这件事。他叫搞材料的同志找我核实，我如实地写了这个情况，证明叶挺不是自己要去找顾祝同的。“文化大**”中又有人说叶挺是主动找颐祝同的，并以此为根据说他是叛徒，有人曾找我了解情况，我仍坚持我所了解的情况。证明叶挺不是叛徒。

从1946年1月停战令发布后，国民党军队首先是在东
北，然后是在华北、华中等地继续向解放区进攻，形成关
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1月至6月的半年时间里，国民
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达四千三百六十五次，占领城市四十
座，村镇二二干五百七十七个，前后使用兵力累计达二百七
十七万余人。到6月底，蒋介石已将其正规军(大约二百
万)的百分之八十即一百九十三个旅，约—‘百六十万人调
集到各解放区前线。其兵力部署仅在华东解放区就有五十
八个旅，约四十六万三千人。另外：
中原解放区二十五个旅，约二十一万七千人；
晋冀鲁豫解放区二十八个旅，约二十四万九千人；
晋察冀解放区十八个旅，约十六万二干人；
东北解放区十六个旅，约十六万一千人；
晋绥解放区二十个旅，约九万七千人；
陕甘宁解放区十九个旅，约十五万五千人；
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九个旅，约七万五千人。
蒋介石在部署全面内战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法西斯统治也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先前作出的’“和平”、“停战”、“民主”、“政治协商”的“四项诺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国民党为了破坏停战谈判，使在军调部的我方人员无法正常工作，还派特务监视和跟踪我方人员，袭击我方外出执行任务的人员。一次，宋时轮外出执行任务，被特务打了一枪。幸好，只打坏了汽车的玻璃，没伤着人。

1946年5月5日，在重庆市白市驿机场，国共双方代表同乘——架美方C46型运输机飞往北平。由于我方人员较多，有些同志当时又不便于公开身份，上飞机时为避免美国方面的点名和检查，我事先向裴治镕上校打招呼说：“这是我的亲人。”裴治镕心领神会，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使我方人员顺利登上飞机到达北平。
对裴治镕，我事先了解不多，只知道他的父亲裴野堂是陈囘毅司令员的启蒙老师，他本人是黄埔第七期学生，后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九期，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他曾任国民党军政部整编科科长，在此期间，便以整编军队的要职参加了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1946年5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以及美国代表由重庆飞抵北平再一次进行谈判时，裴治镕仍居军调部整军科科长要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乃是“戴过绿(陆大)帽子，穿过黄(黄埔军校)马褂的蒋介石嫡系派。”也许是因为这样，在国共双方谈判的激烈对抗中，我们也有过交锋。我记得有一天在协和医院举行会谈时，乘休息我走进卫生间，不想裴治镕也跟了进来，和我并排蹲在马桶上。他对我说：“你们共囘产党为什么尽杀人放火呢?你们弄得全国民囘不囘聊囘生、生灵涂炭，你们闹什么**?军队嘛，还是以国家为重，以民为重，你们不要再受苏联唆使，交出军队算了。”讲完这番话后，他两眼凝视着我。似乎有些紧张，满以为我会像在谈判桌上那样据理对他进行严厉批驳，结果出其所料，我微微笑了笑说道：“这些都是你们的老生常谈了。”我问道：“你父亲是陈囘毅的老师吧?我们的陈囘毅将军可是一员文武双全的儒将，日本人听到他的名字都要怕三分。那么我问你，你父亲作为一个深谙传学的师长，是否会支使他的学生杀人放火呢?我深信。你父亲绝不会教陈囘毅去杀人放火，陈囘毅也从来没有去杀人放火残害百姓。例是他在大江南北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的话竟然把裴治镕“将”住了，他半天没说一句话，似乎是心有所思，情有所动。于是我诚恳地对他说：“老裴啊，你怎么相信什么共囘产党人杀人放火的鬼话呢?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我劝你有机会还是去解放区看一看嘛!”不料这时的裴治镕像突然间换了一个人似的，向四周望了望，悄声对我说：“你回去后代我向陈囘毅师哥问好。陈将军您请放心，我是一定要去的。”他说的“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解放区。

1949年年初，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之后，天津战役亦近尾声。当时任国民党第八十六军参谋长的裴治镕，于解放天津的激烈战斗时刻，毅然投奔我解放区。从1月开始到2月4日，他历尽风险，辗转曲折地在河南商丘见到了陈毅，经过—番亲切交谈和精心策划，裴治镕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他利用原在国民党的旧关系，策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投诚起义，在渡江战役的前夜，即1949年2月17日，打进了南京“国民政府”。从此以后，改名为裴先章的裴治镕，出生入死，历经艰险，在南京、上海、香港、重庆、贵阳等地穿梭奔走于国民党政府和国防部要员之间，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内)。终于以他的勇敢和智慧，为人民战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我率三野第八兵团渡江作战解放南京时，威胁最大的是位于狮子山的南京江宁要塞，由于裴先章事先做好了工作，狮子山炮台总台长黄端和炮台参谋长宗文占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使我军得以一枪未放便提前两天突破长江天堑，顺利地解放了南京。裴先章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当时，尽管蒋介石气势逼人，依仗其兵力和装备的优势，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但我心里清楚，像裴先章这样的爱国志士，决不止一人。他们是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一颗颗定时炸弹。“人心向我”，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必然失败的命运。

二、战场形势对我方不利
1946年10月上旬，我由临沂乘汽车南下，前往陇海路新安镇(今新沂县)附近的上庄，向1U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报到。司令员陈毅同志不在，他到苏北沭阳同华中军区领导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谈云了。参谋长宋时轮给我介绍战场情况，然后，我便抓紧时间阅读和研究了中央军委关于华东战场的命令、指示，看了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一些战斗文书和上报下达的文电，以及各部队的战斗情况报告。我重返前线的初步印象是：
华东战场的敌军很强大，面对的敌人很猖狂，我军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但全军上下有胜利信心，困难可以克服，敌人可以战胜。
华东解放军，包括苏北、皖北、山东，地处津浦路南段，胁逼南京，地理位置重要。蒋介石在华东地区的战略企图是：将苏皖两省新四军赶到山东，进而聚歼，打通津浦路．将华东、华北、东北三个地区联成—片。为此，蒋进攻华东解放区的兵力为六十二个师(即整编旅）约五十万兵力，占其进攻解放区正规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战争初期，华东解放区大军压境，形势紧急。
国民党正规军编制，一个军辖三个师或两个师，一个师辖三个团。1946年5月后，＼他们将黄河以南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原来的军改成师，师改成旅；整编师相当原来的军，辖三个旅，旅相当原来的师，—个旅辖两个或三个团，原来的军长当师长，师长当旅长。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只进行了部分整编，如整编四十六师、四十八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