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福建造船业：清朝初期福建造船业对外贸与民生的促进
除此之外，造船业的发展还有助于解决福建人民的生计问题。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经过“康乾盛世”后，福建的人口大幅度膨胀，使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耕地更加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出海谋生成为福建百姓解决生计的一条途径。对此，福建总督高其倬在奏请开海禁时，有精辟的阐述：“民之稍富者为船主、为商人，其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船及百人，一年往还得千金，或数百金。即水手之类，亦每人可得二三十金。”而出海为生又需要以造船业为保障和前提。对于造船业和百姓民生的关系，时人有着深刻的认识，“民富则船多，民穷则船少。船多，则富者日益以富，富者愈多而造船亦多。凡能入海为盗者，皆化而舵工、水手矣；船少，则贫者日益以贫，贫者愈多而造船日少。凡舵工、水手之能入海者，皆化而为盗矣”。
毋庸置疑，造船业的发展不仅大大地促进福建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海洋文化的发展。清初期，智慧的福建人民将当地风俗与造船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造船民俗，继承和丰富了福建海洋文化。
船舶作为福建沿海民众赖以维持生计的重要工具，承载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因而，船舶的打造往往被人们视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了确保船舶能打造坚固，并求得精神上的慰籍，具有实用功利性的民间信仰在造船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比如造船时，安钉“龙骨”是被认为造船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龙骨是船的第一要件，如人的脊梁。因此，福建船匠在安“龙骨”前，首先要选一个黄道吉日；待到安钉龙骨时，在闽南一带还要在“龙骨”上绑一块红布，或在“龙骨”的缝隙处塞进一些白银。船舶造好后，人们往往会在船艄两侧绘有“龙眼”。海洋史学家荷纳尔认为，“船眼”的含义在东方具有神秘的色彩，被视作“引路之神”。以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造船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唐尼里，更是直接把它称为“中国船眼”，说它“很像希腊死神之眼”，寓意了人们对船舶远航时能辨清航向，顺利到达彼岸的美好愿望。此外，在闽南和台湾一带，船匠们以船身内部的形状和船体部位的功能，融入当地的方言文化，创造性地使用“十二生肖”的命名方法，将它们分别取名为“鼠桥、牛栏、虎尾、兔耳、龙骨、水蛇、马脸、羊角、猴楦、鸡冠、狗牙、桅猪”。今天，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在造船过程中依然为人们所乐用。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势力开始肆无忌惮侵入福建。长期受腐朽封建制度摧残下的福建造船业，缺乏技术革新，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在内外交困中迅速衰败下去。不仅官方造船业丧失殆尽，民间造船业也惨遭重创。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时，福建的朝廷大员和有识之士逐步意识到个中差距，于是纷纷仿造洋船以自救，这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业造船厂——马尾造船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那些长期从事传统帆船业的民间商人，也企图通过采用新式轮船与洋商争夺江海利权，振兴日益萎靡的航运业，从而推动了福建近代航运业的产生。鉴古思今，清初期福建造船业兴衰的历史向人们昭示：经济的需求，制度的宽松及技术的革新，固然是一个行业发展的前提，但国家主权的保障和国力的强大才是其经久不衰的根本。
与此同时，福建官方造船业注意吸收民间造船业先进的造船技术，不断改进水师船式，增强海防力量。如清初福建水师普遍使用的赶缯船，就是由沿海渔船改装而成的。而嘉、道两朝成为福建水师主力战舰的同安梭船，也是由同安民间的海船演变而来。不仅如此，福建水师在巡哨时亦经常雇佣商船，或直接使用商船追捕洋盗。
正是凭借官方造船业，福建水师才得以在长时期内保有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海上舰队，而发达的民间造船业更是这支水师船队有力的补充。它不仅有利于维护海疆的安全，还一定程度上阻延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
造船业还一定程度上了促进福建社会的经济发展。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船舶是福建与外界交流最为便利的交通工具。历史上，闽地先民就有出海贸易的优良传统。清初期，开放“海禁”后，福建人民秉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利用发达的民间造船业，“贾舶迭出”。如厦门的商船，“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