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关之战的成因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虽然司马懿招揽了不少原曹爽府属的官员，如鲁芝、裴秀、王浑、王基等，但曹魏宗室、忠臣势力犹在，比方夏侯玄、李丰、张缉；地方都督也有大打讨伐司马氏为名的叛乱，淮南三叛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先讨平淮南第一乱，王凌被夷三族，王凌欲拥立为帝的楚王曹彪也被赐死。司马懿以诸葛诞接任，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同年八月司马懿死，以其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接替。曹丕当年以司马懿为四个顾命大臣时，正好也是任此职，老父示以让司马师继嗣之意甚明。明年，司马师迁大将军。

这就解释了诸葛恪其后上台，为甚么要像曹爽一样，对外发动战争建立军功和提高个人声望之迫切性了（注1），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同样的多么空虚和薄弱；曹爽则有“朝廷之望”的司马懿在旁。更要命的是，诸葛谨父子只是北方流寓人士，既不像江东本土大族，有深厚的本土势力（部曲）和乡举里选；也不是属于淮、泗集团，有一定的同乡武将支持。
太元元年（251年）十一月，孙权想召回孙和，全公主及其姘夫孙峻当然不愿成真，力谏成功后，孙权也知道孙亮年纪尚幼，一定要找一个重臣付托。这时步骘、全琮已死，吕岱也是一个九十高龄的长者，扶助幼主压根不现实，孙峻只好推荐“朝臣咸皆注意于恪”的诸葛恪。

孙峻为甚么一再作出对诸葛恪有利的举动？首先全公主派暂时后继无人，虽然诸葛恪不像步氏和全氏有姻亲关系（全公主之母为步练师，与步骘同族；全公主嫁予全琮），但在二宫之争时，诸葛家实际上是骑墙派：诸葛恪因为外甥女是孙和之妃，而支持太子，但其长子诸葛绰则是鲁王党。所以完全有可能把诸葛恪争取过来，成为自己人。

北方流寓人士由于没有乡土势力，对皇权的依赖度，明显比江东大族为大，甚至甘愿被利用作打压本土势力的工具。孙策、孙权早年诛本土英豪，除了赖以起家的淮、泗集团外，只能与流寓人士如张昭、张纮、诸葛瑾等合作，日后江东大族才愿真心投靠孙氏，完成孙吴的江东化。
何况诸葛恪除了继承父兵、驻**的弟弟诸葛融外，没多少能信任且有才的心腹，他写给弟弟的信可见一班：“吾受遗命辅助幼主，窃自思量，才不及博陆却接受周公辅主之重任，恐损先帝委付之明，因此忧惧惶惶，所虑之事极多。且民恶官府，动不动就遭冷视，何时才能改变？今以顽钝之资质，处太傅之位，困难重重又欠缺才智，责任重大又谋略短浅，谁能与我共患难？”

诸葛恪和全公主各取所需，互相依赖巩固权力，不是没可能发生，但诸葛恪更著重的是，建立自身威望，所以针对时弊对症下药（注2）：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结果民众大悦。诸葛恪出入时，史称“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当中以除消大族最痛恨的校事官，最能争取大族之心。“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也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
政治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会得罪若干既得利益者，诸葛恪只好像曹爽一样，靠军功来强化权力。但诸葛恪治军和智谋的水平，与当时的名将差距，还真不小：曾与陆抗对换防区，诸葛恪进驻之时，与新的无异。而他之前的辖区则颇有损坏，自己都深以为惭；

去年都督扬州的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发兵毁塘并上奏朝廷请增兵，只是魏廷不许才作罢；司马师才刚接掌权力，哪里可以容忍吴在要地立城呢？双方当权者都欲建立军功和提升声望，以解决自身面对的困难，一场只是发生时间问题的战争，终于展开。
注1．尚书邓飏、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止之，不可。《晋书．宣帝纪》
2．孙权世政烦赋重，人雕于役。是时诸葛恪始辅政，息校官，原逋责，除关梁，崇宽厚，此舒缓之应也。《晋书．五行志中》

二、东关之役
其地有濡须水，水口即东关也。亦谓之栅江口，有东西两关（西关，在东关西十里七宝山上）。东关之南岸，吴筑城。西关之北岸，魏置栅。李吉甫曰：“濡须水出巢湖，东流经濡须山、七宝山之间，两山对峙，中有石梁，凿石通流，至为险阻，即东关口也。濡须水出关口，东流注于江。相传夏禹所凿”……建安十七年，吕蒙守濡须，闻曹公欲东兵，劝权夹水口立坞……遂作濡须坞，亦曰偃月城，以形如偃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东关条》
（格虎）山上有虎山城（杨守敬认为应作格虎城或遏虎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赵祖悦城，并故东关城也……魏遣司马昭督镇东诸葛诞，率众攻东关三城。《水经注疏．沔水下》

当年曹操出濡须，朱然守大坞及三关屯，大坞即濡须坞，三关屯就是水经注所指的东关三城。城名虽然来自日后的石虎等人，但当时有三个关这点应该无问题，诸葛恪少复修了一城。
曹操屡次出濡须之因，可参考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的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只能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所以以当时的渡江技术，要从东南平三吴，只能出历阳渡江至牛渚，沿用当年孙策的路线，故吴一定要死守之地；司马懿也曾评东关是吴之心喉。
更何况司马懿在正始二年（241年），采纳邓艾的建议，大开屯田两万顷，《晋书．食货志》记曰：“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因运输条件的落后与耗损，《孙子兵法．作战第二》便主张“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因此魏若伐吴必取道淮南，以节省庞大的粮食损耗。顾祖禹因此评价：“夫芍陂，淮南田赋之本也，曹公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而军用饶给。齐、梁间，皆于芍陂屯田，而转输无扰。”（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三．寿州条》）

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迁都建业，明年筑东兴堤遏制巢湖水。赤乌四年（241年）征淮南欲毁芍坡时，因船倾覆而败，就废弃不再复修。诸葛恪于建兴元年十月，率军至东兴（又名东关，见《元和郡县志．淮南道》）筑堤以遏巢湖。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两人各领兵千人分驻两山，诸葛恪引军还。无论面子还是战略角度考虑，司马师也要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尽快拔除这两口眼中钉。

吴诸将当时还很乐观天真，认为敌闻诸葛恪上岸后，必遁走。只有丁奉保持冷静的头脑，认为不可能成真，因为敌人调动大批中央军至，必有所图，不可能不获而归。寄望敌人自退，还不如靠自己作充分准备取胜

吴军上岸后，前部从山西进军。丁奉认为上山进军缓慢，若敌人据有利地形拒守，则难与争锋。辟诸军以避路，让其自率麾下三千进击。全琮长子、镇北将军全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应该也就是这时。
丁奉乘风举帆，两天便至在濡须水东的徐塘（见《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巢县条》）。时为冬天，天气寒冷且下雪，魏军正饮酒高谈。丁奉看在眼里，魏军既然弥漫在轻敌大意的气氛中，而且敌前部兵也不多，遂鼓励手下说：“封侯拜爵就在今天。”
丁奉更下令脱掉铠甲，不持戈戟这些长兵器，只戴头盔、拿短刀和盾牌。魏军看见留赞等兵少，便沿大堤阻止吴军，但没有进攻，只是嘲笑吴军，也没有严阵而待。既然敌人让己军轻松而上，那丁奉也老实不客气了，吴军在一片呐喊声中见人就砍，魏军这时才惊扰散走，大破敌前屯。

当吕据等增援至，胡遵等（见《水经注》）争相渡桥。浮桥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加上镇南将军朱异率水军攻浮桥。桥坏，魏军大败，“走诸葛诞”（见《建康实录．废帝》）。许嵩所记的这句，倒显示诸葛诞当时在河的另一边，否则就应写作破而不是走。
《傅嘏传》注引《战略》记：“（嘉平）五年正月，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是误记。因为《三国志．孙亮传》记十二月戊午（二十三日）破魏军；《诸葛恪传》记“十二月战克”。
魏军伤亡方面，投水和互相践踏者众，阵亡数万。《水经注》说投水死者数千，郦道元误抄的机率当然很大，但也许北魏时的《裴注三国志》，有某传提及仅仅淹死的魏军为数千人，反正不是指是役魏军仅仅损失数千，或可权作参考之用。魏军阵亡的高级将领，包括从吴叛投的韩综（宿将韩当之子）、魏名臣桓阶之子桓嘉等。魏诸军中唯独石苞军接近无损而还。明年正月，毋丘俭和王昶听闻东关已败，各烧屯退走。

是役魏前部犯了不可原谅的过错，麻痹大意，被甚有破釜沈舟之势的丁奉所破，不过司马师倒无法问斩前军督韩综了。但大败之主因却不是他们，而是下令造浮桥的胡遵，《建康实录》中“遵等敕诸军为浮桥渡”一句可证。黄初四年江陵之役时，董昭就骂献计造浮桥的，是自寻死路。进军容易退军难，在平地尚不是容易之事，何况是驻兵于岛（百里洲）中？若浮桥为敌所毁，岛中之军将被迫投降。还好董昭提醒尚早，能赶在潘璋焚桥前对曹丕说（潘璋已用苇所造的数百大筏，准备顺流而烧）。但魏军仍为敌所攻，浮桥狭窄，投水死者也不少。时隔才数十年，居然不吸取前车之鉴，以为能赶在敌援到达前破险城。在没有水军优势下，根本不应造浮桥攻城，结果因无退路下，酿成重大伤亡。

同在前线的诸葛诞，责任只有在亲至现场后，还以为能按自己的原定计划，在吴援军前攻下东西二关。所以没有力劝胡遵要考虑退军问题，即不能建浮桥把自己赶往绝地。正如前述，《建康实录》显示督诸军（大概是扬州诸军）的他，只是在河的另一边，还能算自身没有被破。
吴军是役缴获车数千辆，牛、马、驴、骡各数千头，各种器械堆积如山，凯旋而归。孙权生前对韩综“切齿恨之”，这累次侵扰吴的叛将，其首级对内的宣传价值可大了，诸葛恪立即命人送至大帝庙中。
南宋张蛑总结：“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将却曹仁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