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综合研究
庞朴在《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指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内部性情的流露，“礼”是外部行为的规范。孔门弟子对“仁爱”的解释有两派：一派向外探索，认为人的善性继阴阳之道而成，人间社会的尊卑贵贱完全脱胎于天地、效法于自然，从宇宙本体推演到社会功利，即由“天”而及“人”；另一派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明心见性。后一派的发展脉络，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郭店楚简正是反映从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儒学发展状况的学术资料，代表了孔子之后儒家向内求索的为学之路。这一主题奠定了思孟学派的基本思想格局，一直影响到后来，其意义特别重大。在其后发表的《三重道德论》中，庞朴又系统地梳理了儒家的道德观，认为儒家道德是由人伦道德（六德）、社会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三者组合成的完整的学说体系。儒家有一套把三重道德贯穿下来的德目，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这使得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关于儒家的“圣”与“圣人”观念、天道观、德治思想等，都有人做专门的研究。有人还探讨过郭店楚简与《曾子》的关系，认为《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就是曾子及其弟子思想学说的汇编。
道家著作
《老子》（三组）
三组竹简的数量如下：甲组39枚，乙组18枚，丙组14枚，总共2046字，相当于今本的五分之二。章序与今本也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且无“道经”、“德经”之分。
简本《老子》的个别释文，学者多有异议，尤其是相当于今本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裘锡圭后来也改释为“绝伪弃虑”、“民复季子”。而关于简本《老子》的校释，论著甚多（如廖名春即做过数篇关于《老子》的校释）。
崔仁义认为，简本《老子》抄写时间晚于公元前377年。其依据是与简本《老子》同时出土有《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卒于公元前377年，这批竹简当抄定于鲁穆公卒后。
台湾沈清松认为，简本《老子》是一种受到儒家诠释影响的《老子》版本，仅只是一出自儒家或儒家同情者的抄本，很难说是接近原本的抄本。黄钊认为，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
三组《老子》各有自己不同的主题，甲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道与修道，一个是治国；乙的主题是修道；丙的主题是治国。郭沂认为，简本不但优于今本，而且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则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简本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的文字，今本中那些明显否定儒家伦理观念的段落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的增减；简本内容分见于今本的31章，全在66章之前，后人增补部分常放在原始部分之后（先秦古籍的定型）。许抗生认为，帛书本与今本中“绝仁弃义”可能是庄子学派后来加进去的东西。
《太一生水》
共有竹简14枚。无可与之对照的先秦经籍，属于佚文。
李学勤认为，“太一生水”深受数术家的影响，同天文数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并且认为《太一生水》不可能和《老子》各章是同时的著作，应该是道家后学为解释《老子》所增入，当为关尹的学说。庞朴认为，《太一生水》是与《周易》、《老子》所不同的另一种有机的宇宙生成论，其特点在于肯定“反辅”的作用和指出宇宙生成至“成岁而止”；它论人道的部分已经残缺，也许从《礼记·礼运》篇中可以找到一些影子。
综合评述
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填补了学术空白。
如《太一生水》，就是一篇早已亡佚的先秦道家文献，是迄今所见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最完整的文字资料。而儒家“思孟学派”著作（《子思子》）的出土，反映了儒家由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儒学发展的状况，“填补了从孔子到孟子一百多年的空间”。因此杜维明认为，“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

（二）它提供了重新审视儒道关系的新材料。
以前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影响，多认为先秦时候的儒道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根据郭店楚简简文，知道实际情形恐怕并不是如此，“早期的道儒关系远没有达到冲突尖锐化和激化的程度”。如，《老子》（丙组）并不反对仁义圣智，“提醒我们应重视老子的守中思想，并提示我们老子可能并不必然反对法制，尤其不排斥仁义学说”。又如，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儒家、道家都有其各自的“无为”思想，并且多有条理和系统；但仔细分析，儒家和道家的“无为”思想虽然有同有异，实则异大于同。
（三）有必要重新审视儒家著作。
如对《尚书》的重新检讨。现被判为伪古文《尚书》的《君牙》、《君陈》、《君诰》的文句，在简文《缁衣》中皆被引用，这与流行的伪孔传是东晋梅赜伪造的结论似乎无法兼容；尽管目前还不能判定古文《尚书》的真实性，但至少为我们重新审视这桩学术公案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我们相信，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陆续公布，对《尚书》的研究将会推陈出新。
再如《逸周书》，以前认为是“伪书”而否认其史料价值，但其中确实保存了许多真实的西周历史文件，有些篇章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尚书·周书》。关于其来源，刘向认为“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以《祭公》等为代表的《逸周书》，并非“仲尼删《书》之余”，而是秦以后新编《尚书》之余，它们本来就是先秦《书》里的一部分。
又如《礼记》的成书年代，当不晚于战国时期，其真实性也是可靠的。又如《子思子》的发现，李学勤认为《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子命出》、《六德》六篇就是久佚的《子思子》，为孔子之孙孔伋的作品。
总体感受和评说
关于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基本上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早已不遑具言。下文所述，主要针对“研究”层面而言。
（一）框架的探索：年代与墓主
确定年代与墓主，本来是研究的前提和条件，但目前尚难取得一致的结论。将该墓的年代定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学术界所确定的这一年代，恐怕略嫌偏早，而推移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也未必不可。关于墓主，目前虽然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竹简文字本身的讨论，不必拘泥于具体人物的争论。
（二）派别的梳理：学派与支流
在研究之初，研究者多津津乐道竹简的学派分野，先是将之分为儒、道两大派，再细分为其下的某一支（对号入座），并因此而引以为傲。但到后来，大多数研究者已捐弃了这一“故技”。其原因有三，一是学者的“自觉”，即采取这一研究路数，毕竟是“初级”阶段的做法，研究成果本身即有“粗疏”之嫌；二是“材料”本身的限制，借助于本已支离不全的材料以恢复“旧观”并非易事，三是目前的“研究”水准尚未到达这一地步。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尚未将材料本身“吃”透，便遽尔“深入”第二层面，显然有似于“沙上建塔”。
个人以为，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有一个不好的取向，即硬将竹简划分为儒、道两大派，似乎略嫌未安，有些研究者已注意到战国之际诸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现实。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工作做得尚不够充分。其实，早在孔子时代，他就已经明确说过“殊途同归”与“同途殊归”的关系，惜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生生将儒道关系弄得水火不容。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一事实。但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清朝学者汪中（1744－1794）的话语，因为汪中已经明言先秦诸子的关系其实并非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