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内心往往会存在一个的归责的过程和取向，简言之就是把挫折的责任归结于谁，一个有心智正常的人，会从全方面来进行理性归责，但是对于一些心智不成熟、不正常的人，他们在内心归责的过程中往往会走向偏激。
　　首先，对于一个非处来讲，成为非处在她们的人生中无疑会成为一种挫折，但既然是成为非处而不是被逼为非处，又可以得知，非处对婚前性行为却又是持肯定态度的（言行反映思想），对于一个能接受婚前性行为的女人来讲，自己的第一次理所应当献给那个最深爱的人，而这一切既然发生在婚前，那么这个最深爱的人就又未必是陪伴自己终生的人，至此，我们又可以认为，非处在婚前把自己的第一次奉献出去，在她们心中绝对是种“甜美”，前面我们说了，成为非处无疑会是种挫折，那么，她们在给这种挫折归责的时候，肯定不会把责任归结于夺走自己第一次的男人，因为是他给了自己“甜美”，而非处更不会把这种挫折的责任归结于自己身上，因为她们本身就对婚前性持肯定态度而成为非处更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有人可能有疑问了，既然成为非处是种人生挫折，而她们把自己的第一次奉献出去却又是种“甜美”，同一件事情，既“甜美”又“挫折”，这岂不是矛盾？其实，这并不矛盾，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核心问题了，所谓的“甜美”是由她们的意识形态和内心决定的，而所谓挫折是由外界社会力量施加给她们的，这种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处女情结，由于处女情结的存在，就会使非处在面对恋爱、婚姻甚至种种社会舆论时遭到各种否定、质疑、诘问和排斥，所以此时成为非处便成为了一种当之无愧的挫折。那么很直观的，我们可以想到，非处在对这种挫折进行归责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将责任归结到处女情结头上，而拥有此种情结的男人恰恰是处女情节的直接载体，那么当非处面对这类男人时就会进行毫不留情的嘲讽、批判和攻击！
　　既然她们把挫折彻底归责于处女情结头上，那么处女情结在她们眼里便成了万恶之源，可是源头之上有源头，当非处对处女情结追本溯源之时就会迁怒于婚姻制度，处女情结是婚姻制的必然产物，是男性为了保证家族后代血统纯净而对女性性行为的一种约束，当非处对婚姻制追本溯源之时，便会又会迁怒于男权制，婚姻是巩固男权的一种制度，在男权社会，男性是社会经济、政治的主体，妻子和孩子被视为男子的私有财产，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种糟粕，但是也恰恰因为这点给男性头上带上了紧箍咒，用软的方式强迫了男性为自己的后代和女人负责任，保证了人类后代的成活率和质量更稳定了家庭制使人类这个物种得以更好的进化繁衍。
　　当非处最终迁怒于男权制之时便会寻找对抗父权的方法，而女权主义无疑在这方面给了非处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极端的女权主义，极端的女权主义甚至宣扬彻底解体家庭制和婚姻制，由国家给妇女各种补贴，婴儿由国家出资统一抚养，这种极端的理论认为，婚姻制度一旦被取消，女性在性方面的限制就都消失了，而向国家索要各种福利补贴又可以取代婚姻中的物质保障的问题，这样既可以摒弃婚姻制对女性的限制，又可以解决本来由婚姻解决的物质保障问题，这样女性才真正“独立”“自主”了，女权主义的这些极端想法本身就是违背人类社会客观运行和发展规律，但由于剖析批判起来篇幅较长故在此不做过多论述。
　　综上所述，非处最终走向女权道路对抗父权制是必然现象，当然，在非处看来，婚姻制没有被彻底瓦解之时，国家没有彻底推行福利之时，婚姻仍然是一种出路，但面对这种出路，她们还是会按照女权思路试图在婚姻中附加各种苛刻的条件、试图在婚姻中限制对自己不利的规则，试图把婚姻进行一种改造，比如，非处会反对婚检制度、反对婚前财产公正制度，维护彩礼制度、反对亲子鉴定等等......
　　到底是非处创造了女权主义，还是非处选择了女权主义？抑或者是女权运动的推动从而产生了非处？我不想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成为非处和即将成为非处的那些人，她们大部分已经或即将成为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