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世纪的门槛
就像被青烟轻易虏走的一颗复燃的火星，安庆刚刚重新蓄积起来的力量，因为这次迁徙而被掏空。安庆的营建，尚未来得及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层面，就戛然而止。军事工业的创办，商业的复兴，足以给这座传统的军事重镇注入新的能量，得益于现代化的助力，安庆原本可以完成史无前例的城市转型。然而，一旦这些现代化的骨髓被残酷地抽离，失落感足以击溃城市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自信心。军械所与安庆，正像一对怨偶，刚刚相识就注定别离，那些若即若离的暗示、暧昧、磨合，都只是留给这座城市的沉默回味与无尽哀伤。
安庆后来也兴建过一些小型军事工业，火药局，修理制造局，军械局。然而，它们的影响力仅限于地方。
即便作为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安庆也几乎无所作为。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将安庆开放为通商口岸，城中迅速挤满了各国的洋行、公司，然而，商业的进程出人意料地迟缓，“虽已与英国缔约作开港之预备，然卒未实行。商业不振，实为主因。”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决定了她们能更加快速有效地消化来自西方世界的诱惑与启迪，安庆则随着所有内陆城市一道，在这一轮洗牌中被仓促地遗弃，就像大溃败时那些被抛弃在战场上的伤兵。
徽商的失语同样加速了安庆的衰落。面对西方产品和新式经营观念的冲击，徽商最终败下阵来，这种依靠家族关系和古老的契约维系的商业形式也随即崩塌。尽管徽商们在家财万贯时，除了修建老屋与牌坊，也不曾给予故乡多少实际的回馈，然而，至少那时，他们掌控着帝国的中心城市，没有人干预忽略安徽的存在。而当他们的身影逐渐隐遁进历史的风尘中，安徽在帝国版图上的塌陷已不可避免，安庆也就无力再崛起为时代的高地。
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安庆才开始重启现代化进程，沈曾植在安庆督办制造厂，创办发电厂，然而，电厂也一波三折，因为耗资严重，很快就被迫改制。三年后，电厂终于引进英国制的大功率发电机及相关器材，城中开始造电线杆，改良路灯，然而，电厂依然负债累累，需要长年偿还债务。直到民国，安庆仍然在男耕女织的迷梦中乐不思蜀，军事工业最终没能唤醒这座沉睡的城市，尽管她被后来的许多城市视为榜样，标本，她自己却终日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只有依靠回忆才能防腐，才能保持住当初转瞬即逝的笑意。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太平天国的余脉能在金陵延续多年，如果安庆军械所完成了更多的军事实验，进一步扩大了制造和经营的规模，这些军工业的成果会不会最终渗透到城市的血液中，会不会对这座城市，甚至对整个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今日中国的城市格局？
然而，历史不存在假设。在安庆，洪秀全没能像摩西那样用权杖劈开突围之路，石达开、陈化成和李秀成们，也没能统帅他的士兵们找到被许诺的天堂，信仰的力量全然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怀疑和嫉妒。天平天国将最后的希望葬送在安庆。曾国藩也将帝国复兴的希望错失在安庆。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城市，最终在时代的转折中归于沉寂，就像从空中跌落深谷而又侥幸活下来的旅人，终于被时光消磨了锐气和探险的决心。
在新的城市逻辑之下，“宜城”的预言终于失效了，军事化定位已被弃置，新的游戏规则却又难以嫁接上安庆的轨道。一千多年前，人们用三天三夜的大火，来侮辱并诋毁一座城市。倾城尽管惨烈，其实未必致命，因为废墟反而更能加剧人们重建城市的决心。对城市的毁灭性打击，来自是对她的遗弃与漠视，没有人相信一座失语的城市还有力量证明自己。
自然，我们也不可能奢望曾国藩会关注一座城市的命运。在曾国藩的时代，城市随时都可以征服，随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重新规划。与天下兴亡相比，一座城池的命运，实在算不了什么。何况，中国人对营建城市一直缺乏热情，人们会为了帝王而大肆营建皇宫，人们也可以捐出大笔资金来修造寺庙、佛塔、园林，却从来无心打理一座城市。吸引中国人的，是城市的局部细节——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是否适得其所，纪念碑是否能妥帖地承载营造者的心意，人们很少移开自己专注的目光，将视线抛向更为辽阔的城市空间。在帝国的传统意识里，这些样貌上大同小异的城市，不过是为了安置民众，征集税收，以及维持稳定。城市对国家、对时代的力量，尚未真正显现出来。城市的世纪，仍然远远没有到来。先行一步的安庆，注定要曲高和寡，成为中国现代城市理想的殉葬者，因为她和她的营造者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在城市世纪的门槛边，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